2023年六月的一天傍晚,麻栗坡县老虎山脚下忽然下起了雨,褪色的雷区警示牌在雨幕里微微摇晃。几名正在进行勘察的工程兵不时抬头望向山顶,因为他们知道,当年那声震耳的爆炸就发生在不远处,而留下那道深坑的人——杜富国——眼下仍在军旗下坚守。时间似乎一晃而过,可问题依旧摆在面前:再过几年,这位排雷英雄是留下,还是转业?
回到2010年,20岁的杜富国第一次跨进军营。重庆巫山县的山路练就了他的好脚力,训练场上动辄二十公里的武装越野,别人咬牙,他却说一句“跑嘛,有啥子怕的”,转身加速。正是这股子不服输,让连队骨干很快记住了那个黢黑、话不多的川渝小伙。
2015年,南部战区扫雷大队重新组建。任务区分布着上世纪留下的遗雷,棘手又枯燥,志愿者却排起了长队。杜富国把名字写在最前面,还悄悄多画了一道横线,怕登记员看漏。三年间,他和战友先后排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每清除一枚,标识桩就往前挪一米,杜富国总爱摸一摸那根桩,说一句:“又让老百姓多走了一步安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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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1日下午两点四十五分,雨季刚过,土壤松软。杜富国与新兵艾岩在8号雷场作业,探测器尖锐的哔哔声提醒可能有“加重型手雷”。这种家伙威力大,信管敏感。艾岩呼吸急促,杜富国拍拍他肩膀:“你先退两步,听我的口令。”话音未落,突如其来的闷响撕碎了空气。后来的记录里只有一句平实的注解:杜富国上前护住战友,双手、双眼被炸失。
救护车冲出山谷时,军医问他姓名和部队番号,血迹里的杜富国断断续续答完,还加了一句:“同志们别害怕,排雷要继续。”这段话后来被收录进军事医学研究院的访谈资料,不少年轻爆破工看完直呼“硬核”。
南部战区随即启动紧急救治流程,昆明总医院、解放军第50医院相继接手。12次大手术后,杜富国保住了生命,却永远看不见、再握不住排雷探针。2018年11月,他在病房里被授予一等功;2022年7月27日,八一勋章佩戴在胸前,那一刻他微微侧头,对妻子王静轻声说:“勋章亮不亮,我看不到,你帮我看看。”王静答:“特别亮。”
荣誉只是外在,生活还要继续。根据现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一级因战残疾每年抚恤金约11万元,此外还有护理费、医疗费全额报销。有人算过账:如果加上一等功、八一勋章对应的津贴,杜富国每月收入不比排雷时低。照理说,他可以办理退休或转业,安心陪伴家人。不过,事情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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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底,南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征求他的意愿。杜富国只说一句:“我熟悉军营,能做事就别让我闲着。”于是,播音室里多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排雷课堂多了一位“看不见的教官”。有意思的是,以前他讲排雷要点时习惯用手比划,现在只能凭声音传授经验,可学员们反映“听得更清楚”。或许,缺失的双手反而催生了更精确的表达方式。
这里就牵出核心问题:服役期满后走哪条路更合适?先看留队。按照《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第四十五条,英雄模范、专业技术骨干可适当延长服役年限,报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即可。南部战区亟须排雷理论与心理辅导人才,杜富国既懂技术又懂危机处置,留队条件明显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感召力无法替代。在边疆部队,精神旗帜往往比新装备更能稳住军心,这一点从来如此。
再看转业。国务院、中央军委早在2011年就发文,明确一等功臣、战时伤残军人可由政府安排工作,岗位级别不低于原军衔对应层级。重庆市人社部门已为其预留编制,福利待遇、无障碍设施配套齐全。如果杜富国想回地方,衣食无忧,且能和家人朝夕相处。这对一位重度残疾者而言,是现实且温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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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往往藏在细节。杜富国至今仍把部队宿舍称作“连队的家”,连坐标都是“东经103度、北纬22度”。他反复讲:战友们在雷场,我就不能撤退太远。听上去像誓言,更像习惯。知情干部透露,只要身体允许,战区领导层倾向于让他一直服役至法定退休,届时直接办理离休。届时,工资、医疗、住房全部由军队保障,不需要两头跑。
讲到这里,再看看历史先例。上世纪五十年代,志愿军一级伤残功臣赵洪璋双臂残废,却留队任团政治处干事;八十年代,扫雷英雄陈安游截去右腿,仍在工程兵学院授课。政策与现实反复印证:在可胜任的岗位上服役,既能发挥余热,又便于后勤保障。杜富国的情形与前辈们高度相似。
也有人担心:长期处在强调纪律与节奏的军营,会不会让残疾英雄产生落差?一位参与心理辅导的文职干部说过一句颇为中肯的话:“军营对重伤患不仅是舞台,也是缓冲垫。”换句话讲,熟悉的环境可最大限度削弱失能感。脱下军装,面对陌生社会,心理重建的压力并非人人能承受。杜富国表现得乐观,但谁能保证外界纷繁不会成为新的负累?
试想一下,如果他转业到地方单位,媒体关注度依旧不低,讲座、访谈、公益活动接踵而至。光鲜背后是大量行程与社交,对失明者而言,每一次出行都要耗费他人协助与个人体能。留队则不同,军队事务讲究计划性,后勤保障流程固定,既能让他发挥影响力,又能避免过度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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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两种道路差距不大。一级荣誉津贴、因战残疾抚恤、职务工资、护理费,无论留队还是转业都能拿到。差别主要体现在工作内容、生活圈子以及心理归属。换句话说,选哪条路更像在回答“我该在哪里实现价值”而非“我能不能过好日子”。
当然,最终决定权在杜富国。官方消息透露,他尚未提交转业申请。距离下一次干部调整还有两年左右,时间足够他权衡。无论哪份申请书上写下“继续服役”还是“申请转业”,审批流程很快就能给出明确答复,后续保障也会同步到位——这正是制度对军人的庄严承诺。
许多人关心结局,却忽视过程。事实上,杜富国每天清晨依旧按军事日程起床,按铃声完成体能康复;播音室里,军号响起,他精准地报时;课堂上,他用略带重庆口音的普通话讲“如果信管露在泥面,先别下探针,先听振动”。一句句朴素叮嘱,汇成新的战斗力。至于几年后那道选择题,答案不过是纸面文字,而他真正的身份,早已镌刻在8号雷场的纪念碑上:排雷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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