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导演舒淇用镜头与童年和解

“演员舒淇转型导演，首度编剧、执导的半自传体电影《女孩》获多个国际影展认可。影片刻划少女成长阵痛与母女的对立与理解，诗意镜头语言体现舒淇对恩师侯孝贤的致敬。”

▲ 电影《女孩》海报：女主角林小丽与妹妹走在曼波桥上

原文标题：舒淇导演展现侯孝贤风格　首作《女孩》回顾扭曲青春

作者：卓娉婷

舒淇导演——是的，是货真价实的「舒淇导演」，而并非过去曾千百次被误认为同一人的香港影评人「舒琪导演」。华语影坛举足轻重的影后级女星舒淇，转型当了导演。

她首度编剧执导的半自传体电影《女孩》，在接连入围威尼斯影展、入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焦点单元，并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助她夺得最佳导演奖之后，终于在大中华地区全面上映。

虽然影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并不理想（上映4天仅仅36.8万美元入账 ， 约260万人民币 ），但就这部电影来谈论票房，实在是一件没什么必要的事情。

从情绪、影像到叙事，《女孩》的许多方面都显得「陈旧」但又纯粹。

这个舒淇本人写写停停耕耘十几年的故事，用最朴实的笔触，书写着华语世界里女性最典型的一类命运，却同时也用她自己过去四十余年人生浇灌出的对「爱」的渴望，为属于「女孩」的悲剧，增添了更多光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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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对恩师侯孝贤的承诺

从恩师侯孝贤十余年前一句「要不要当导演」的询问开始，从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最切身的故事出发，舒淇认真缓慢地走上了电影创作之路。她小心翼翼地揭开伤疤，却大胆直接地展示了伤口。

▲ 　侯孝贤（左）与舒淇

《女孩》开场，主角林小丽和妹妹走在曼波桥上的场景，带着舒淇曾在侯孝贤电影《千禧曼波》中走过曼波桥时的构图神韵；书包里忍不住高飞的红气球，是女孩幻梦里最想要的那份自由，也不免让人想起侯孝贤的电影《红气球的旅行》。

十年人事几番新。如今，在这个已经没有侯孝贤身影的电影江湖，舒淇仍是虔诚地以《女孩》兑现了对恩师的承诺：自己真的成为了一名导演。

此前的媒体宣传中，绝大多数都免不了以「舒淇真实经历改编」作噱头。

舒淇本姓林，片中女主角「小丽」也姓林；舒淇母亲18岁便生下她，从小令她饱受家庭暴力之苦，以至于舒淇少年时便独自离家闯世界，而片中小丽的妈妈也是一位整日遭酗酒丈夫打骂、意外怀孕的少女母亲，对小丽的教育从来离不开棍棒。

于是，许多人会自动将片中的小丽与现实世界中的舒淇划上等号 。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台湾省基隆市，女孩林小丽在父母的殴打、争吵、母亲对自己的忽略和对妹妹的偏爱中沉默地生长，没有笑容，也没有眼泪。对世界，她好奇又漠然；对未来，她麻木而迷惘。

▲ 　《女孩》剧照：林小丽与李莉莉成为好友

直到一位美国归台名为「莉莉」的女孩出现，为小丽死寂的人生带来了真实的喧嚣。

莉莉化妆、戴蝴蝶结、讲英文，会毫无惧意地对招惹自己的男同学呛声。她拉着小丽翘课、跳舞、看录像带，一起坐在男生的机车后座兜风。小丽第一次意识到，牢笼一般的家庭之外，天地原来充满色彩；她也第一次意识到「离开」是一种选择，也是新的开始。

事实上，舒淇表示，片中只有酗酒父亲、母亲在学校打了她一巴掌和夜晚躲在衣柜里的习惯来自于亲身经历，自己在生活做派上也并不像小丽般拘束，而是很乐于「带着大家一起玩」。

但她同时也不讳言，自己从小到大如影随形的恐惧、寂寞，并不为外人所看到。

因此，「林小丽」和她的一举一动，更像是舒淇自我意识的投射和演绎：爸妈心情不好，就要离他们远一点，否则就会遭殃；遇到紧急情况，便躲进衣柜里，竖起耳朵推演降临的状况。

内心深处，舒淇曾如林小丽一般孤单。电影里那些属于小丽的谨小慎微的眼神、唯唯诺诺的呢喃，都源于她成长中形成的条件反射。

▲ 导演舒淇，演而优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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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两代女性的创伤

舒淇是小丽，但不只有小丽才是「女孩」。

本片为人所诟病之一，在于「女性书写」的「套路化」——有评论认为，家暴的父亲、受伤而转嫁伤害给女儿的母亲、被双亲集体「虐待」从而无法健康成长的女儿，这样简单的人物设定虽然在现实中的华人社会相当普遍，但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则显得太过于千篇一律。

此外，影片对于母与女两代女性从对立再到理解的过程，也称不上新鲜。凡此种种，都使得《女孩》在立意和表达上显得中规中矩而略显「过时」。

但作为舒淇初执导筒的长篇作品，《女孩》所讲述的女性代际创伤的传递，以及对造成这种传递的、来源于异性的结构性暴力的提及，依然有其宝贵的价值。

影片中小丽的母亲，也是一个「一夜长大」的「女孩」：十几岁念书时被父亲教导「读书无用」，辍学被「搞大了肚子」被父亲训斥「给家里丢人」逐出家门，走入婚姻发现对方是个酗酒成性的暴力男。

明明年纪只有30出头却已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因为没有完成学业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对于母亲而言，被迫生下的第一个女儿林小丽，其存在本身就如同一道丑陋的伤疤，时刻提醒她自己的人生是何其破碎不堪而无可挽回。

▲ 9m88（汤毓绮）在《女孩》饰演命运坎坷的小丽妈妈

于是，林小丽所做的一切也变成了错误：影片的一个情绪爆发点，正是翘课回家后的小丽遭母亲打骂，怀疑她身上所穿的时髦衣服是偷来的。小丽终于第一次驳斥母亲：「对，是偷的，什么都是偷的，我也是你偷情偷来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从影片埋藏的暗线不难推断，小丽母亲因为遭人强奸或意外怀孕遭弃，被赶出家门后才与后来的丈夫相识，小丽并非是母亲婚后「偷情」所生下的孩子。

而这一顶「偷情」的帽子，其实来源于小丽母亲所嫁的男人、她的「爸爸」的叙述。

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酗酒男，「爸爸」只有在面对小丽母亲时才充满男性的雄风。

他肆意地使唤这个在他看来一文不值的女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除了因为他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更因为他以「小丽母亲偷情」为名，将自己抬上了「包容出轨」的道德至高点，而将本就受到男性戕害的小丽母亲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

当观众恍然大悟「偷情」原来只是被建构出的罪名时，才更能理解小丽和母亲二人悲剧的荒谬。

男性作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一家之主」，除了可以凭言语为女性「定罪」，也可以让女性在潜移默化的日常中接受自己「有罪」的设定，将另一位无辜的女性（女儿）视为「罪恶之果」，大肆加以迫害。

▲ 邱泽在《女孩》饰演酗酒爸爸

更讽刺的是，小丽母亲对小丽的情感并非单纯的「恨」，更是一种不愿让女儿重蹈覆辙的沉重的「爱」。

母亲早年辍学，所以她要求小丽和妹妹一定要以读书为重，也因此在发现小丽翘课之后大动肝火；她因意外被「搞大肚子」，所以更担心女儿夜不归宿酿成意外，在小丽愤而离家后四处寻找。

但可悲的是，小丽的母亲从未于成长中习得「爱」的能力。

她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而那些「掌控」过她生命的男人呢？父亲视她为家族的耻辱，小丽生父当她是「发生肉体关系」的对象，后来的丈夫则视她为「肮脏」的存在。

没有人珍惜过她，或是教会她如何爱一个人，于是她只能用学来的错误方式，痛苦而分裂地一边恨、一边「爱」着小丽：打骂她、羞辱她，以及像自己的父亲赶她出家门一样，将小丽送去其他家庭生活——即使她的动机是「这样你（小丽）会过得更好」，即使这是一种以爱为名的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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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无法弥合心灵伤口

《女孩》或许传统，但却真诚得令人不忍苛责。它忠实地刻划着施暴的男人、受辱的女人、无辜的孩子，虽然这样会被如今的观众批评「以女性遭受的暴力为奇观」。

▲ 导演舒淇（右一）在拍摄现场，给演员讲戏

但在这些「弱者受害，挥刀向更弱者」的暴力循环中，流露出的却是创作者的一种宽容：她对爱无能的母亲报以理解，将镜头对准「送走」后母亲挣扎而担忧的眼神；她给受家庭暴力所害的女孩以希望，让「被抛弃」而离家的小丽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或许也正是过尽千帆的舒淇凝练出属于她本人的人生智慧：人到中年，她活出了真我，也理解了母亲。

但理解不是原谅。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访问时，舒淇表示自己如今仍会不时与父母相约吃饭见面，但她深知和母亲之间「不是那种可以挽着手一起逛街的关系」。

幼时产生的距离感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正如受伤后愈合的伤口，仍会在某个阴雨天突然隐隐作痛。在影片的结尾，长大后的小丽回到家中，彼时「爸爸」早已离世。

面对上了年纪的母亲一句「你现在过得好就好了」的感叹，小丽却落下泪来，轻声问道：「你有想过这些年我是怎样过的吗？」即使是母亲和女儿这样一对融合了血缘和性别的天然同盟，在历尽磋磨之后，也依然是行走在无法同归的殊途上，留下的只有无言的苦涩。

本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25年第45期

文章与杂志内容相比有删节

策划：邱立本

编辑：田志豪

审核：宋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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