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社会保险事业的探索实践

“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我国自古就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等朴素保险思想，形成了义仓、广惠仓、常平仓之类的原始保险制度，产生了船帮、镖局、共济社团之类的保险组织雏形。中华民族风雨同舟、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彼此帮扶、相互保险的历史。

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特权，移植输入了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中国商人不再雇佣中国帆船了，海上保险的原则消灭了中国帆船。”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下，工农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面临着失业破产和饥寒伤亡的威胁。

建党夺权为工农，立法决策谋福利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进步人类，送来了重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实质是劳动者所创造价值与所获得报酬之间的差额，亦即剩余价值。分担劳动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列宁强调，革命政党必须学会在议会、工会，以及合作社、保险基金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的维权斗争，革命民主国家应该实行保险事业国有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制定有利于工农群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曾提出要制定实行工人保险的法律。1922年，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大纲》，明确表示“失业救济及疾病保险等为吾人梦想所不及”，要求由工人参加规定一切保险事业，由雇主或国家全额缴纳保险费，保障所有企业和机关工人的损失或危险。

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开始独立自主地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法律。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上半年，红四军抓住国民党内讧的有利时机，迅速占领赣南闽西20余个县域，密集出台了《上杭县劳动法》《永定县保护劳动法》《闽西劳动法》《赣西南劳动保护法》。其中《闽西劳动法》规定，长期工人遇疾病死伤者，应由厂主东家供给或酌贴医药费、抚恤费；工场作坊工人因病回家，东家还要给以川资。

在这些地方性劳动法规的基础上，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劳动保护法》，专门单列了一个章节规范社会保险关系。同年9月，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又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劳动法草案》，将社会保险优恤种类精简为普通病、失业、残疾、母亲与婴儿、死葬、医药、房屋等七大类，优恤对象包括了所有被国家、合作社和私人雇用的工人，并硬性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由雇主按应付工资总额的10%-15%支付，不能向工人征收，或从工资中扣除。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有关社会保险的内容跟《劳动法草案》有所不同，提出免费的医药帮助和丧葬津贴费施及了工人家属，失业津贴费施及了未成年人，工人家属贫困补助金兼顾了工人失踪的情况，领取资格由受雇2个月以上增加到6个月以上。婴儿的补助金也施及了男工的妻子，购买小孩必需物品由9个月增加到10个月，还增加了牛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修改颁布了新的《劳动法》。社会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了商店家庭内服务行业，覆盖了雇农、保姆和苦力、零工等劳动力，保险费的缴纳额度也浮动到了5%-20%之间。同时规定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津贴的支付额数、失业津贴的领取期限，被保险人死亡或失踪家属补助金的领取资格，需要依照当地、当事人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新《劳动法》补充了很多实际而又迫切的事项，“对于城市与乡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

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劳动法》。

中央苏区农村的复杂情形、农民的复杂成分，以及土地革命后发生的深刻变化，“把苏区许多同志的脑筋弄糊涂了”。广大立法工作者尽了最大努力，自觉抵制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逐渐创立形成了具有鲜明阶级性、浓厚时代性和广泛适用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央苏区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法律，主动回应了中国劳动者的权利诉求，社会保险对象从产业工人延伸到了农民，社会保险种类涵盖了现代意义的所谓“五险”，解除了苏区群众的后顾之忧，激发了白区群众的反抗斗志。

以上率下聚合力，齐抓共管重落实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社会保险蕴含着天然的社会主义因素，具备了平衡劳资双方损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中国资产阶级口头上也主张“劳资合作”“拥护工农利益”，但“讲到社会主义，一般资本家都是害怕，要起来反对”。而国中政党“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致使“民众蠕蠕，不知所向”，只能沦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苟延残喘的机器附属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有组织、有纪律、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强大的执行能力，让孙中山先生看到了希望，力排众议促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但正因如此，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日甚一日的猜疑攻击，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完全破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真正确立和强制实行社会保险制度。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区以上政府均设社会保险部，乡设社会保险科，村设社会保险委员。其地位高于一般工作人员，如吉水县水南区第八乡木口村政府9个办事人员中，社会保险委员排位仅次于主席、秘书和土地委员。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颁布《劳动保护法》，规定社会保险由工会负责办理。附录的《劳动保护法解释书》强调，劳动监察机关的设立，“实为执行本法唯一保证，否则将使本法失其意义”。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央劳动部，省县区市苏维埃政府均设劳动部或劳动科。《劳动法》规定在社会保险处未成立之前，暂时由职工会的代表大会选举社会保险管理委员会，并在职工会和劳动部的监督之下，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集与使用。

1932年12月，中央劳动部颁布第二号命令，决定立即建立社会保险局专负其责。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省县区市各级劳动部之下，均应设立社会保险分支机构。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社会保险制度，必须在一切可能实行的地方真实地实行，必须给予社会保险局的工作以应有的注意，必须避免过去有些地方对于保险金支配上的错误。”

中央司法部在各县区市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和裁判科之下，指定专人组织了劳动法庭，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授权区级劳动法庭可以自主捉拿嫌疑犯人。石城县劳动部副部长谢德昌及其下属黄坚如等人，总计贪污挪用社会保险费486.29元；于都县劳动部部长、文书和城区劳动部副部长丁云汉等人，总计贪污挪用社会保险费84元；中央印刷厂社会保险局长曾玉浪、会计廖前生和保险委员王承根等人，合伙贪污社会保险费72.7元，诸犯均受到苏维埃法律的制裁。

中央苏区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专门机关与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确保了劳动和社会保险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参与苏维埃的制度建设和政权建设，成为真正的主人翁。在工人群众的积极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严厉监督下，一般雇主和公职人员都能自觉遵纪守法，劳资双方普遍签订了劳动合同，拒缴少缴和贪污挪用社会保险费的现象大为减少。“社会保险制度是确立了，社会保险局已建立在苏区各个城市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丝毫不能得到的。”

自力更生保平安，互助合作化危机

中国无产阶级因近代工业的兴起而产生，伴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手工业的破产而壮大，但过剩的劳动力反过来又加剧了职场竞争，降低福利待遇。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为了独占中国商品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反过来又极力维持中国封建势力，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保险制度之所以难以建立，实业尚未发达是主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要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刘少奇针对工人遇事动辄以罢工为要挟的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警告“罢工是工人的武器，不是好玩的”，罢工并非工人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无产阶级的终极目的是在产业公有制度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李大钊也坦言：“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早期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国民党持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更加恶化了工商业的经营环境，依靠资方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越来越困难。1932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正式确定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区经济的主要方式、保障工农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1933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两次经济建设大会，面向社会各界发行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

永定太平区信用合作社旧址——裕安堂。

中央苏区基层干部群众自动自发地把分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开展联合生产和经营，实行互助和自救。永定县太平区集中群众的闲散资金，永新和兴国县集中私人的缝衣机、打袜机，上杭县才溪乡调剂使用劳动力，分别创办了中央苏区乃至全国苏区首个或首批信用、手工业和劳动互助合作社。吉安县儒行区把流离失所的难民组织起来，强壮男子送去前方编入赤卫队，老弱妇女留在后方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一来，紊乱的难民，于是有条不紊的，而且他们非常高兴”。

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筹集社会保险费800元，向贸易局借款500元，发动木船工人集资参股、疏浚航道，收回船主卖掉的旧船创办旧船合作社，在短期内改造和新造了300艘木船，解决了水运和锯板、造船等相关产业工人的就业。过去，瑞金县石水乡30%的农民都没有耕牛，租牛耕种一亩地要出稻谷20斤。无牛群众集股买牛首创犁牛合作社，仅耕种两年节省的牛租就可赚到一头壮牛，大牛还可以繁殖小牛。其盘活利用各类资金、放大倍数效应的创新实践，已经含有现代经营管理和商业保险的成分。

这些广泛分布、门类齐全的经济实体组织，促进了工矿农业和流通服务各业的协同发展，扩大了物产和就业的有效供给，支撑完善了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苏区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至少提高了一倍，一般工人的工资增加了20%以上。中央直属县瑞金泥水木匠工人工资增加了80%，工商业中心汀州市布业工人工资更是增加了14.5倍。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条件下，积极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真正成为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让敌对势力散布“共产党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谣言不攻自破。中央苏区综合施策、双向发力，以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险替代补充方式，有效地分散化解了各种劳动风险。（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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