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飓风去非洲排洋垃圾之前，她已之身前往加纳

本文转自：MayUsBeFool

毕设报题的时间近了，三个女人沮丧、焦虑、烦躁、害怕着

心不在焉的晚饭后，歌歌、甜甜和我，横七竖八地铺在床上。甜甜在想自己去到肯尼亚后的一万种死法，歌歌对于自己的毕业选题热情不再想要一弃了之，我翻着从学校小摊领的《新国际主义者》杂志，想从全球各地的垃圾堆摄影作品中选出一个毕设拍摄对象。

那个晚上是我们这一年中有历史性时刻的，歌歌放弃旧题后决定要拍中国男人娶越南老婆的故事，热情马上卯起来开始在论坛上疯狂联系采访者。我圈出了菲律宾垃圾城、孟加拉廉价布料加工厂、加纳电子垃圾场、肯尼亚难民记者团，一个个联系过去。

看到加纳电子垃圾场的一些油管视频，顺藤摸瓜找到制作人蒙塔卡，在脸书上联系他，发自己之前的作品链接。蒙塔卡很热心，他和我第一个采访对象一样，也是环保运动者，电子垃圾场持续了十多年的露天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很严重，在听完我的意图陈述后他答应帮我找采访者。

当地的情况很复杂，其实禁止焚烧有害物的法例有很多，但很多有后台的公司从中获利颇丰所以政府没有诚意去有效执法。很多关于那个地方的纪录片，却都将矛头指向西方世界向加纳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电子二手这个事实。蒙塔卡的见解是：如果没有电子二手旧货的输入，加纳很多人根本用不起手机等电子产品，加纳国内也没有成熟的产业链，所以第一世界国家的旧货输入实际上提高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而旧货报废之后的有害处理方式更大程度上是政府腐败的结果。

老师觉得那边环境恶劣，不太放心，建议我找一个人一起去。我在朋友圈，脸书上问有没有人一起，但大家最后都黄了。但朋友圈让亲爱滴舅妈知道了我的行程，从而帮我解决了食宿之忧。顺口问了一个去芬兰参加电影节时认识的导演弗尔狄要不要一起去，他向学校申请了实习报销了机票，这就搭上了伴儿。

办签证、打疫苗都波折而顺利，慌乱充实的半个月。

接下来是我拖延了两个月后对照着我在加纳的日记整理出来的拍摄手记：有细碎的日记，有我对故事线的思考，和拍摄对象确定一种特殊合作关系的挣扎……

2019.04.27

刚出机场，一阵热浪从外至内穿过4层衣服袭卷了我，一下子从脚踝汗湿到手指尖，糯糯黏黏暖暖的风，裹着细碎尘土的味道。

王川哥来机场接的我，摩罗帮我提的行李。车载音响里的歌节奏感很强，车窗外的城市很新鲜，人们开车交会时对我打招呼，微笑，眨眼，他们对中国人似乎很友好。舅舅的朋友陆伯伯在加纳有几个工厂，承郑慧哥，王川哥和许萍姐，殷六侠照顾，我住在北工业区的世发工厂里，还有一间比伦敦宿舍更大的房间，我几乎要感到不好意思了。

飞机上经过的大海和沙漠，白昼与黑夜都被甩在了身后。我们人类，超出自己的身体极限，以300m/s的速度移动，原本要经过千辛万苦西天取经般的苦旅才能到达的地方，躺6个钟就到了。但旅行的便利不应该削弱目的本身的重要性，我要睁大眼睛清醒得好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来到这片土地一样。

2019.04.28

下午和联系人蒙塔卡见了面。他开着时尚的银白色小轿车，穿着格子衬衫和休闲西裤，比照片里看上去更老成一点，整个人很干练。但依旧很难想象，30刚出头的人有三四家自己的企业和媒体公司，还能同时亲历亲为地做这么多环保运动，有这么多确切而规划缜密的理想抱负。似乎他的世界有折叠，是我的好几层一样。

认识了工厂里的几个弟弟们，19岁上下，布莱特，尤金，伯纳德，弗兰克，和他们学习了一下非洲说唱歌手们习惯的打响指式握手。厨师妹妹玛格丽特，清洁妹妹维多利亚，我怕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每天认识的人都写在日记里。

逛了四个中国超市终于买到了雨靴，蒙塔卡特意嘱咐进拍摄地要用到，免得球鞋被地上的玻璃碎渣戳穿。

2019.04.29

带上蒙塔卡吩咐的100赛地（130元）贿赂款和从英国带的见面礼（纪念品钥匙扣，扑克牌，茶叶，蜂蜜）就坐他车出发去阿博布罗西(Agbogbloshie)了。靠近时蒙塔卡摇下车窗让我适应那周边的气味，是牲畜、洋葱、工业烟的混合刺鼻味道。蒙塔卡在车里换了靴子，戴上手套和口罩，打了电话叫两个焚烧男孩阿布达拉和易卜拉欣出来接我们。

阿博布罗西是阿克拉最大的露天食品市场，但绕过商铺往里，就是一片超现实的土地。跨过一条臭水沟，沿着一条一车宽的土路朝里走，变形金刚残肢似的汽车部件在路旁堆得两人多高，乒乒乓乓敲打声此起彼伏，没有像样的建筑，都是瓜农进城卖瓜搭的那种棚子。地上的污水是纯黑色的，虽然天气晴朗，但坑洼里都很充盈。时不时有人赶着羊群咩咩地经过，售卖瓜果、袋装水的女人和孩子头上顶着货物的大塑料盆穿梭着。

我们要先见整个电子拆解厂的组织者，他的地位仅次于这个区域的酋长。他的棚子下面有几张塑料椅子，阿布达拉帮我们摆好椅子，我们五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长凳周围。组织者四十五上下，中等身高肥壮身材，左右面颊上有两道对称的伤疤状凹陷，看眼神就知道是“江湖人士”，看重的是利益而不是感情的交易。

蒙塔卡先介绍他自己，说他经常去探望阿布达拉他们，然后拿出口罩给大佬，也帮我讲明我的来意，情绪逐渐变得激动：“你想这个地方一直这样吗？这是好的生活吗？对整个城市的危害有多大?” 我在一旁听得热泪盈眶，想起蒙塔卡曾和我分享他去沙漠里空气污染严重地区分发口罩那天和我说：其实我们都是一类人，我们都有一颗’troubled soul’。我的理解是“忧国忧民的心”，世界上哪里有痛苦的人，只要我知道，就会难过得感同身受，如果痛苦的原因是客观上可以努力去改变的，那我就想试试看，让他们快乐一点。现在我们好像重聚了一般，被我们的troubled souls牵引到一起。

但显然组织者不怎么会说英文，对这激情澎湃的环保演说也不怎么投入，他半瘫在椅子里挺着肚子，右手捏转着左手腕上的串珠，于是蒙塔卡换了他的方言和他说话，我听不懂他是否转化了说辞战略，但组织者似乎提起了兴趣。我在一旁乖巧安静地坐着，扮演我女人温顺的角色。对，女人身份是劣势时就摆脱，是优势时就使用。他们明显对我没有很大的防备心，后来阿布达拉甚至还对我示过好，让我做他第二个女朋友（穆斯林教徒可以一夫多妻）。

组织者示意我拿出礼物，我开心地一样一样解释我买了什么什么，最后把装钱的信封留在了袋子里，想着贿赂可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我展示完小礼物，空气持续安静着，蒙塔卡在一旁耐不住这尴尬，对我说：“现在组织者想要你出示一点实质性的诚意。”我带着惊讶询问地看他：现在？这里？慢慢掏出信封递给蒙塔卡，他打开看了一眼对组织者耳语了数目，组织者看上去不是很满意，转头和蒙塔卡说话，蒙塔卡转述：“他说美国那边来拍的时候他收了3000美元，看你是学生，给300赛地就行了，100太少了。”我内心挣扎了一下说：“好，明天带来给他。”于是我们就算过关了，终于跟着阿布达拉和易卜拉欣到他们的地盘上。

焚烧男孩帮一共约莫20人，他们有一个类似办公室的地方离焚烧区有100米距离，是用泡沫板、纸箱、木头搭的小棚，那里面苍蝇蚊虫的密集度和我去过最糟糕的中国农村厕所一样。他们邀请我坐下，我心里打着颤想着被叮了得疟疾的概率有多大，我穿着短袖套了防晒衣，长裤外面裹了雨靴，头上还戴着帽子，在漫天火光的非洲垃圾焚烧场，就恨不得戴上围巾了。从相机包手抖抖地掏出防蚊药膏，往唯一裸露的脖子和面上快速抹了一把，对他们抱歉地尬笑。

（左 易卜拉欣；中 拉希姆）

有三个人是头头模样，易卜拉欣, 拉希姆, 阿布达拉,他们年龄最大，27岁上下，在这里待得时间也最长，10年左右。他们有各自的焚烧男孩替他们工作，所以易卜拉欣和拉希姆基本上不工作，在“办公室”或者离焚烧区更近的一个休息棚里坐着、躺着、抽着烟。但阿布达拉一直在烧，连吃饭也是挤着10分钟快速一扒就又往火堆里扑了。他们工作内容是把别人拿过来的绝缘线、电脑手机电路板露天焚烧了，火不旺的时候搭个橡胶轮胎或者是泡沫板助燃。烧透了其他材料都变成空气土壤里的有毒物质后，剩下来的金属再拿去称重卖。

拍摄第一天，我话说得很少，所有的感官都在接收来自这另一世界的庞大信息量。他们用手直接去翻动火苗里的线团，在苍蝇的攻击下吃塑料袋里的饭，去马路边买1赛地一根的大麻，在垃圾堆上觅食的牛羊群……

得益于工厂的弟弟妹妹给我介绍的加纳说唱歌手沙塔·瓦利，我和他们混得还不错，虽然语言不通，但接一句歌词他们就兴奋地不得了。

回厂后一直在心里安抚自己的troubled soul：

我不难过

有人这样生活着不是我的错，不要觉得愧疚

他们虽然生活环境糟糕，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不应该自以为是地觉得他们需要我的怜悯

我们都是无知之幕升起来后的演员，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

我应该集中注意力把片子做好，这是我尝试干预的方式

2019.04.30

蒙塔卡要上班，所以今天我打车去的，尽管导师劝我等小伙伴来了再一起去，但我熬不住刚开始拍摄那热忱劲儿，每天每天都想往那儿赶，也可能是知道自己估计过个两个礼拜就会变懒了。

昨天蒙塔卡刚嘱咐过他们不能把小孩子带到那边去，今天比昨天还多了一个小孩。他们在垫子上手脚并用地爬，在地上拾橡胶条赶鸡玩儿。

易卜拉欣在监工时调戏一个14岁的卖水女孩子，说喜欢她的屁股，让她做他女朋友。我本来想着要拍摄女性对象，但我作为拍摄者本身一进那个环境就好像外来资源一样被当权者给分配掉了。

回工厂洗完澡在院子里的狭长过道里洗衣服，洗着洗着就止不住地眼泪水和水龙头一起哗啦啦。还是想不明白，这种问题脑子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那样生活，甚至那些牛儿羊儿，它们所食的难完全是人类种的苦果，除非它们是上辈子造了孽的人，否则有神明的话也一定是瞎眼神明了。人类绝对是可怕的，但所有人都是平庸邪恶，腐烂体制的潜在帮凶，面对个人时，你谁也没法责备。所以是否只有极端方式才能推动实质上的改变，我们要摧毁经济，粉碎国家，终结物质吗？

2019.05.01

昨天厂里张维哥问门口小卖部老板娘有没有人可以介绍过来工作，我听了想着可以把阿布达拉他们介绍过来啊，就和他说我有人可以介绍。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厂里按理来说是放假，但我们中国人的工作调性大家都明白，加班加工资咯，所以还是有很多人来上班。

本来打算休息一天，吃早饭时看到窗外下起暴雨，打电话给阿布达拉问他们有没有在工作，他说还在工作，雨是浇不灭那火的。我一个鲤鱼打挺就要出门去拍雨中焚烧场景，结果车开到那里时天又晴了，于是我想不如把他们带去厂里面试看看能不能行。虽然犹豫了下是否影响影片客观真实性，但这件事上拍摄是其次，如果能成的话是现实真切的好事。所以我毫无心理压力地把当时在场的四个人全带到了厂里，在路上给维哥打了电话。

回厂的路上司机伊曼载的我们，放着加纳说唱，四个人在后座唱得高兴，手部动作特别活跃，简直是音乐视频制作现场。

面试很短暂，维哥和他们对话不超过10句，他们其中只有阿布达拉能用英语进行基本对话，但他也没上过学，不识字。维哥把我叫到一边说“不好意思，他们不太行，本来我英文就挺吃力了，他们这样更没法交流了。”我根本没想到他们不会读英语，除了每个部族的语言之外，英语是加纳的官方语言，小学就开始学的。后来查了才发现虽然现在加纳是有11年义务教育，但之前政府不同，初级教育不是免费的，所以他们没钱上学。

维哥走后，他们四个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我一下子没绷住鼻头一紧抽得就哭唧唧了起来。他们四个露出迷茫加手足无措的表情，阿布达拉走过来“Zoey, don’t cry. You are making us sad.（走弋别哭了，你让我们难过了）”，掏出他紧身牛仔侧裤兜里的红色印花手绢给我擦眼泪，我看他眼睛也红红地，撇过眼睛不敢再看，不然要哭得更凶起来。

伊曼载他们回阿博布罗西,车里还放着动次打次的说唱，可没有人跟着唱也没有人说话，伊曼察觉到气氛的微妙，调低了音量。他们下车后穿过马路往那里面走，我举起相机的勇气也没有，脚也挪不动步子就站在那儿看他们走。他们不停地回头和我挥手，他们的目的地黑烟袅袅而茂盛。

2019.05.08

今天和弗尔狄去了阿克拉动物园，那只28岁，也许只剩两年寿命的母猴最让我印象深刻。她被衰老的疲惫爬满的脸上有奶奶的影子。她旁边的笼子里是她9岁的儿子，在树桠间笼壁上飞驰，不时冲对面的猴大声吼。她默默地坐在属于自己的最小的笼子里的枝干上扣着指甲。

还有一只被遗弃在动物园门口后来被收养了的，一见到我们就边拉屎边狂叫的驴。两只在静静地交配，直到我们走了还没有分开的大海龟。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还在伦敦的时候，蒙塔卡曾和我说：“这些人都是秃鹫，有时候我去看他们，他们会嫌我给的东西不够多，拉希姆和易卜拉欣偶尔还会甩脸色给我看。唯一阿布达拉可能不一样。你要准备好，他们会尽一切办法从你这儿索取东西。”我开心地回道：“嗯，我会准备好让他们不空手而归的。”然后去买了一堆小纪念品。那时，我还不明白他所指的索取是“现金”这么直白裸露没有人情味的东西。

第一次和蒙塔卡去阿博布罗西，离开时蒙塔卡给了他们50赛地，我也从包里开始掏东西，拉希姆从我拿出钱包时就一直盯着我的手，我拿出20赛地还没递到他跟前他伸手抢一般地拿走了，再补一个恭敬的“谢谢”。

后来我自己去的时候每次都会给他们带各种保洁、驱蚊、儿童护肤用品，和他们解释说：“我不能给你们钱，我们拍纪录片的不能给被拍摄者钱。但我会带礼物给你们。”

一个礼拜后，弗尔狄来了，我们去垃圾场河对面的贫民窟拍阿布达拉他们的夜生活。

遇到一个路过的找事大哥非得让我给钱

我说我没钱，这是作业，没人付钱让我拍这个，学校都不给报销机票。

他说我剥削他们，拍摄者他见多了，拍了视频去卖然后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我说来这里拍摄的人都是想帮助你们的，他们视频传上网了是真的，但是很多并不盈利。

他说那怎么帮助我们呢

我说可能有人看了视频想要捐钱给你们啊，你们就收到钱了。

他说那你写个证明吧，我找律师来公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拿了钱不给我们。

我气吼吼地杠上了他：写就写嘛

回家就拟了稿打印出来签了字，大致意思是如果有任何捐款，我会联系蒙塔卡帮忙转交。第二天去阿博布罗西，把纸交给了阿布达拉。回家就开启了我在拍摄期最焦虑的48小时。

蒙塔卡给我发了一大篇谴责小作文，问我为什么把他牵扯到钱的安排上来。

我说我回伦敦之后肯定只能联系你啊，到时候有捐款你帮忙转交一下嘛。

他说这种事对他的名声不好，他不愿牵扯进来，如果到时候没钱，那些人就追着他不依不饶。

我说好吧那我再去和他们说清楚。

他又问我打算给他们多少钱，我说我没打算给他们钱啊。

他一下子炸得飞起来，发了一篇大作文给我：我不是和你说了要给他们钱的嘛！你怎么没打算啊？我都和他们说了最后他们肯定能得到一些好处，你如果和他们说你不给钱，他们不会再让你拍了。而且这是我的名声，你是我带来的人，如果说话不算话，那我之后过去他们会给我什么态度啊？

我拿着手机愣在那里，心想“你哪里和我说好了？？不是就说给点好东西吗？你也没说是钱啊？”

蒙塔卡：这是那里的规矩，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没给钱就拍了东西，他们一定在骗你。

我：好吧，那我能不能换成等价的礼物，送些衣服帽子什么的。因为我心里实在迈不出“付钱给采访对象”这道坎。

海边拍摄时躲在我腿下的小狗

蒙塔卡：你现在才商量的话，他们不一定会同意了，到时候不让你用他们的素材你也没辙。而且他们还问我弗尔狄是不是也会给他们钱，因为你一开始说你有一个同伴，但没说你们有两台机器。而且你计划说只会集中拍一个人的生活，但他们和我说你拍了很多人，所以他们都要得到相等数目的好处。而且你这么久没和他们商量钱的事，他们甚至逼问阿布达拉有没有私下收到你的钱，他是老实人，经不住了才告诉我的。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叫他们秃鹫，我看他那连绵不绝的消息看到眼睛肿胀、口干舌燥、头晕眼花、情绪坏到发抖，冲到弗尔狄房间让他看我们的聊天记录。

他看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辩手双方近5000字的论据看完了，皱起眉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劈里啪啦地给蒙塔卡回消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给拍摄对象钱的，我们建立起友谊了，我每次去都给他们带了东西的。

蒙塔卡：什么友谊，你居然还在讲友谊，你懂没懂我的意思啊？？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带的洗手液、蚊香、护手霜之类的东西，你以为他们自己买不起这些小东西吗？如果拍不下去了，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我早就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听！

我看到这条消息，脑袋里叮地一声好像有根紧绷的弦断了，过后心里奇怪地放松了下来“既然都已经这么糟糕了，坏到底了，那这情势只能涨潮了吧。”

拍摄日记

我抱着腿蜷坐在弗尔狄房间门边的塑料椅上，把本子放在腿上开始写，平和地说：明天我去和他们说清楚

1． 把蒙塔卡拉出钱这档子事儿

2． 拍完给他们多少钱

3． 弗尔狄不会单独给他们钱因为我们是一个拍摄项目

4． 确定阿布达拉是我的主要拍摄对象

一条条列出来读给坐在床沿的弗尔狄听：还有什么漏了的吗？

他推了下眼镜，两只手放到膝盖上十根手指慢慢地拧到一起：没了吧。

解决方案制定好之后，我抱着腿搂着本子蹲在那儿：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和我相处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疑惑不直接和我说呢，还要去和蒙塔卡告状。所以他们都不在乎我每天带给他们的东西吗，只要钱就好了吗？所以如果我不给钱，阿布达拉就不会让我拍了吗？我好想Friend啊…我好想回伦敦去特拉法加广场和他坐在地上聊天画画…

我把本子往脸上一拍，又抽抽地开始掉眼泪。

弗尔狄扯了张纸给我：其实也可以理解啦，非洲这些国家被殖民了这么多年，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从外国人那里捞点好处肯定觉得自己被剥削了。他们应该理解不了你的项目可能为他们带来的长期利益，只能看到短期收获。

超现实土地上的软硬谈判

第二天给阿布达拉打了电话说要和他们商量钱的事情，他马上就说好，大家都在等我。我才意识到原来蒙塔卡真的只是心急，没有刻意怼我的意思。

到了阿博布罗西，他们摆出几个轮胎和泡沫垫在“办公室”门口，在原是湿地现在堆满椰子壳的垃圾堆上，滚滚黑烟的背景下六个人围坐一团。我看看阿布达拉，又想到他是因为有钱才愿意让我拍摄这件事，眼睛又红起来。

我调整好情绪，做好商业谈判的准备，把列好的事一件一件解决，在易卜拉欣翻倍了我的提价时我也只能答应。

然后我踌躇了一下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我希望我们是朋友。

他们纷纷忙不迭地点头：对啊我们是朋友啊！

我说：就算我给你们钱了，我希望你们不要改变在镜头面前的样子或者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好的知道了。

我：所以你们…不在乎我给你们带的那些礼物吗？

雅各布和我

眼睛里的雾升了起来，我根本看不见他们的反应，撇过头去摸眼睛。拉希姆见状说了句：“我马上回来。”站起来就走了，雅各布也起身要走，我说：“别走别走，我不哭了。”阿布达拉忧愁地看着我：“我们当然在乎啦。”我相信他的眼神，我终于屈服于这个安排了。

他说：“你不要在我们面前哭了，拉希姆和雅各布，还有我们都不开心。女人哭代表她想让男人难过。”

我想：可能眼泪在他们文化里是女人仅有的少数可以操纵的工具之一，所以他们也都常常见到并且厌烦于此。

易卜拉欣和阿布达拉送我们出垃圾场，

易卜拉欣和我说：你给我买个手机吧，这样我每次都能发照片给你了。我说：你的手机呢？他说：坏了。我说：不行，我不能再给你们任何东西了。如果我给了你们钱的话，以后我也不会再带东西来了。

阿布达拉在一边一句话没说。

某次争端

出阿博布罗西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焦虑里没能喘过来，弗尔狄在旁边淡淡地来了句：我觉得今天挺成功的，虽然你最后哭了不太好，希望他们不要又和蒙塔卡告状。但有十种更坏的可能，至少现在项目没黄，我们还能继续拍摄。

回到家觉得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但没想到这件事还没结束……

蒙塔卡又给我发了消息，我觉得他的头像未读消息的绿点以后会经常光顾我的噩梦。

他说：你没有讲清楚给阿布达拉多少钱吗？

我说：我问他了，他说我把总数给他们，他们自己会分配的。

他说：那些人，特别是易卜拉欣和拉希姆不让阿布达拉多拿一分钱。我和他们发飙了，和他们说如果他们再像鬣狗一样我就再也不介绍人给他们了。

我说：他们休想，我过去和他们说清楚。

他说：如果阿布达拉不开心的话，我也会很难过的，你要保护他的利益，他是你的拍摄对象，之后你不用管别人的情绪了。过去的时候你可以说如果他们不按你的方式走，我们就去找组织者，换一波人拍摄。吓唬他们一下。对了，叫上其他人一起开会，不要只叫头头。那里所有人都很苦，不是tm只有那几个人在受折磨。

我热泪盈眶地觉得终于又和蒙塔卡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好，现在既然我是“顾客”了，我也可以摆摆“顾客”的架子了。我知道怎么来硬的。

阿布达拉和我

再一次以极度焦虑的心情走进阿博布罗西，看见一脸忧虑的阿布达拉，我拉他到一边：我去和易卜拉欣说，就说你回家要买车票要给父母钱，所以必须你一半，其他人一半。但别担心，我会帮你买车票的。

我直奔易卜拉欣，他见我来，冲我招手，转身走进办公室。

我进去坐在他旁边，说：我想和大家一起谈。

他说：你想谈什么？

我说：我给你们的钱里，一半要给阿布达拉，剩下的一半你们分。

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每个人都要平等对待的。

我说：是这样，我之后基本不来这里了，我要和阿布达拉回家拍摄，那么其实和你们没有关系了。他回家这段时间不能工作你们也知道，所以多给他一些钱也是理所当然，况且回家还要买票，还要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买东西，这都是花销。

他不说话了，瘪着嘴看着焚烧的人。

我说：我去和大家说清楚。站起来就走出了办公室。

易卜拉欣和我

在大家面前我们几乎吵了起来

易卜拉欣说：昨天说好了今天又变卦了，阿布达拉又和你说了什么？！

我也提高了音量：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兄弟这么不好！我都跟你讲道理了他为什么要多拿钱！这是我的钱，是我的项目，如果你不同意我分配的方式，那我只能去找组织者让他帮我重新找人拍摄了。

易卜拉欣明显态度软了下来：不要吵不要吵，我们好好讲话。为什么要去找组织者？事情一切都很顺利不是吗？

我说：是啊，只要阿布达拉拿其中的一半，一切就都很顺利。

他说：嗯，你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我们都没问题。

还是易卜拉欣和阿布达拉送我们出来，易卜拉欣说：你把钱提前给阿布达拉，他要买衣服啊什么的。

我看一眼阿布达拉，他甩给我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表情，眼睛快速地撑大到有点吓人的宽度然后又恢复正常。我大胆揣测那是：“不要信他，他在乱讲。”的意思，于是和易卜拉欣说：我不会给的，他要买衣服要用自己的钱，等我们从他家回来，我再把钱给他和你们。

走到马路上，他们俩回去了，我看着从出门起就一句话没说的弗尔狄：“终于结束了。”他也如释重负的样子，我们给了对方一个拥抱，建立了一种革命情谊。

回家路上我问：你怎么都不紧张的？

他说：我紧张啊，可是如果我表现出来了对你的情绪没帮助吧，我就沉着一点好了。

还真挺管用的，感觉旁边有个大秤砣垂着，不会被吹走一样。

索取的艺术

我从来没有那么密集地承受过被索取而不回应的愧疚感煎熬，下面几则小故事是我经历的一些被索取的片段。

1. 公路

车子在信号灯前停下来，瘫坐在街边骨瘦如柴的妇人冲她的“孩子们”使了个眼色，8岁左右的女孩一下捞起她脚边的1岁孩童朝着车子冲过来，那彩色的穆斯林头巾飘起来落在身后好远。她将风霜的面孔贴上后座车窗，眼神空洞地望向我，望过我，望穿这辆车，那只抱着小孩的手吃力地将它举到车窗高度，另一只手作鸵鸟头状在嘴边啄着：“chop chop.(吃的 吃的)”，又伸出食指比‘1’：“一块钱”，前排的王川哥告诉我：“别给啊，你一给其他人一下子全部围上来了。”我视线越过女孩落到她身后的妇人身上，她慵懒地半倚着墙沿冲我微笑摆手，好像在赦免我的冷漠。女孩见我无动于衷，向下一辆车奔去。

2.球场

去阿布达拉他们住的贫民窟探路，到了河边有一大片铺满谷物外壳碎屑操场模样的空地，一群10-15岁的孩子们在踢足球。我想找一个小翻译，问他们有没有会说加纳北部方言又会说英语的孩子，和其中两个孩子互换了号码。回到家洗衣服，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其中一个给我打了4个连环call，我拨回去。他说他们明天要踢球赛，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带一个足球。我一时语塞，不是没想过和他们混熟了之后给他们买个足球作为礼物，但没预料到他们在见面第一天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我和他说，和一个刚认识的朋友索要东西是不礼貌的。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第二天去市场给他们买了个足球。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但也不会是吝啬，可如果被要求去做一件事，就总觉得少了点自发的动力。

3.披萨店

周日下午，和厂里的三个男生，两个女生约好出门“喝一杯”。我自认为和他们算是朋友，提前半个礼拜就攒了这个局。到点了有一个女生迟迟没来，另一个女生也说临时有事就回家了。于是，我和弗尔狄、加贝妹妹和那三个当地男生一起出了门。跟着他们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搭上了当地特有的交通工具TRO TRO（10多人的那种黑巴士），我心情高涨起来，觉得又是一场偶然的华丽冒险。

结果下车来到一个购物商场，他们指着一家酸奶店说：“喝酸奶？”

我说：“你们没开玩笑吧，我需要一个酒吧。”

绕着商场逛了一圈，他们带我们走进一家披萨店，我认了输不再挣扎，想着自己回去从冰箱里拿瓶酒喝得了。

里面有三个柜台，一个点炸鸡，一个点冰激凌，一个点披萨。

我正在中间那个柜台不同的冰激凌之间选择挣扎，他们把我叫到另一个柜台：“我们点了三个披萨，165赛地，你觉得价格怎么样？”

我察觉到一些奇怪的气氛，说：“我们吃过了。你们三个人分就行。”

他们接着说：“哦…那我们换成两个吧，你觉得怎么样？”

我直截了当地想劈开这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为什么要问我价格？你们要我付钱吗？”

成功地把尴尬直接甩在他们头上：“哦…我们以为你要请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喝饮料就好了。”

但我的尴尬也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我一边转过脸去一边喃喃自语：“不行了，我要尬到石化了。”

六个人围坐一张长桌，四杯饮料一个甜筒，我心心念念着自己喝不上的酒出神。

他们说：“你别在意，我们如果知道你不请客，我们就会带够钱了，我们没带多少钱。”

我心里琢磨着，原来这场景还能继续更尴尬下去，起身去柜台给他们买了个披萨，也花光了自己带的钱。

我不愿意相信他们就是盘算好要我请吃东西，劈头盖脸地问：“我说了什么让你们觉得我要请客了？”

“在加纳，如果你说约人出去，那就是你要照顾到一切，付所有的钱.”

“那不是谈恋爱吗？我们文化里只有约会才可能这样，这种朋友聚会…”我摊手耸肩，将自己的无语用肢体展开来。

特马里

去特马里的前一天心里很焦虑，思绪不停地往前冲要逃到回来的那一天，想让那一周不知觉地过去。未知性太多了，虽然有个“地导”陪同，但导师细微敏感的关怀和担忧把我本来宽大的心也缩紧打了结，她甚至怕我在那边被绑架勒索了。

不管怎样，周二下午四点，计划两点发车的大巴终于驶出车站。看到我们的座位时，弗尔狄露出两排牙：是最后一排，他可以坐在中间尽情伸展他的腿。没想到渐渐地整辆车过道里也坐满了人，堆满了麻袋和桶子，他前面地上的女人一睡着就往他腿上靠。

我左边是弗尔狄，右边是阿布达拉，左靠靠也不是，右靠靠也不是，笔直地挺尸在中间，这种时候就特别思念可以东歪西倒的伙伴们。

电视上的Dagbani语（加纳北部地区语言）电视节目14个小时没停过，全是像钱塘老娘舅一样的家庭纠纷题材的电视剧，12点前几乎是整车的人一起看一起笑，我朦朦要睡着时前面大哥总会发出爽亮的评论声或接起人物的台词。12点后一段时间整辆车被瞌睡笼住，但也许司机需要那节目来提神，电视机声音还是和原来一样响。

弗尔狄津津有味地看了至少5个小时，自己在脑内给人物编台词，和我说：“我终于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加纳电视剧导演。”

我抬抬眉毛，瞥他一眼。

他接着说，“你看他们的电视剧，原创性多么强，一点也不受世界主流电视剧模板的影响，而且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社会纠纷，大家都很有代入感。平均镜头长度还挺塔可夫斯基。”

我缓缓点了点头，也跟着看起那聒噪剧来。

早上6点多到的特马里，只睡了2小时的我身体不太受控制，情绪也耷拉。但坐上类似蹦蹦的小车飙起来时，心情一下子飞起来，也许是因为想到和七仔、瑶宝、底迪在泰国曼谷街头被那小车载着飙的场景。路上尘土很多，但不显得脏。我大声和前排的阿布达拉说：“我很喜欢特马里！比阿克拉要喜欢！”

6点光景的街道上最多的人是学生，穿着各色校服。特马里是加纳北部地区的教育中心，人口不到40万，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加起来有742所学校。路边已经开始工作的人大多是纺织工人，他们也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

我和弗尔狄说：“统一的服装让我觉得很舒服。”

他眼睛也不转一下：“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也都是校服吗？”

我白他一眼：“你不觉得校服，工作服是稳定的象征吗，给人一种秩序感。”

他不置可否：“这倒是真的。”

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他朋友南多家，放下行李就去拜访阿布达拉的父亲、奶奶、小姨、当地酋长。因为阿布达拉常年不在家，他的房间给姑姑住了，每次回来都和南多一起睡。

午饭过后，阿布达拉的女朋友莎比达来了，他俩在庭院的廊下一张长木凳上谈天，阿布达拉横躺在莎比达腿上，手绕到她背后搂住她，莎比达的手贴在他脸上，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头侧到一边去了。

阿布达拉送走莎比达，就下了一场暴雨，风卷起漫天的沙尘，弗尔狄在雨里睡得尤其香，南多和阿布达拉也在睡觉，我兴奋地透过纱窗拍雨。

南多高中学的电子工程，毕业失业在家六七年了，平时就帮别人修修各种电器。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阿布达拉那么执着于他在加纳的那份要人命的苦差，即使他没有上过学，可他在家乡人的眼里看来绝对是有本事、会赚钱的“别人家孩子”。

晚饭过后，我们又到他小姨那儿去。他们一帮朋友们晚上都会聚在那儿抽烟喝酒侃天，阿布达拉在这儿明显比在爸爸家自在得多，有一个朋友把阿布达拉叫到一边和他说：“你和走弋他们做这个项目，很辛苦，但是要坚持，会帮助到你的。很多人嫉妒你有这个机会，你要坚强一点，不要让别人影响你。”走的时候阿布达拉给了小姨20赛地的烟酒钱。

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去他妈妈村儿了。

（这是一个链接）

芬兰摄像弗尔狄

真的可以用“冷”这个字概括结束，和芬兰的天气一样。

前期准备时，我每次打疫苗、申请签证有新进展的时候都会发消息给他说，但他从来不和我通气，直到我快出发前一个礼拜终于熬不住问他：你签证办了吗？他才悠悠来一句说：准备递签了。后来见面时候我问他，他说：“我们那边习惯就是，如果你相信一个人，你就不会担心他会爽约，也不用一直互相汇报，而且我们觉得没事去打扰别人很不好。”

我和他吵过好几次，但都和电影拍摄无关。第一次争吵是在特马里，我开玩笑说他胖，他直接愤怒了，我后来转念一想，如果男生这样对女生说就明显很不好，女生对男生说好像因为自己的群体弱势被宽恕了一样。

第二次在赞巴祖古，要赶凌晨4点的车回特马里。我的闹铃响了之后我没理，在半梦半醒里还推他去按闹铃。他直接按完闹铃甩了门就往外面走。我的自我反省是，可能自己习惯里觉得女生对异性恋男生稍微耍点小脾气一般都会被宽容，但他就来自那种女性男性LGBT各种人群都被平等对待，不论哪个群体都不会有特权的地方，所以他直接就把我的行为理解成“喜欢摆布别人”。

后来他觉得我很有趣，打算拍我做纪录片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开始各种“博弈”。我跑啊躲啊幸灾乐祸他错过了我的镜头，被拍的感觉还蛮有意思。

在往返特马里的14个小时的大巴上，他和我讲他小时候经历过的灵异事件。11岁时候在森林里祖父母的小木屋睡午觉醒来的时候浑身爬满了蚂蚁，吓得他疯跑到最近的湖边直接跳了下去。还有一次木柜上的纹理慢慢变成了一张脸冲他笑或者是穿红衣长裙的女人在屋顶梁柱间爬行。

我就觉得他可能挺通灵的。后来蒙塔卡带我们去埃尔米纳城堡时，他就说他感觉到有很多怨气，甚至都喘不过气来。虽然我也从堡里回去之后就病了，但我没感觉到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偶然。

只是在参观关押女奴隶的地牢听解说时惊讶于她们的经血曾一层一层地铺满地面，因为在被输送到欧洲之前，会被关押在奴隶堡里三个月。进来之前洗一次澡，之后就一直像货物一样被堆在牢里等着被运走。或者如果被殖民者官员选中看上，就有机会在被强奸之前洗一次澡。

之后在詹姆士镇周围有地导带我去了另一个地牢，因为当时他是带我去上厕所，之后他问我要不要去看，我说好顺便看看，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跟着他往地底下走，和台阶齐宽，三米深的入口。到了最底下，右拐过去就是整个地牢，黑暗中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有一阵特别凶的阴气冲撞过来，我当时就吓傻了，蹭得回头就往上跑，“我不进去了，不进去了。”他说那个地牢是男女关押在一起的，可想而知其中更多痛楚的来源。

加纳之旅正式存档到记忆里面，叮咚。

给大家看一眼预告片，正片就先藏着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