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国定路 | 吴玫

1990年，我搬出娘家住进了国定路777号上海财经大学，一栋宿舍楼顶楼的一间朝北房间。从这一间哪怕半夜三更内急了都要穿戴整齐出门走过半条走廊去公共厕所的学生宿舍，到学校专门为年轻的教职员工夫妻建造的，只有16平方米但室内有了一间勉强能转身的卫生间的鸳鸯楼，再到777号对面600弄里一套两室加一个过道厅、总面积大约60平方米的公房，我在国定路总共住了八年。

刚住到国定路时，从邯郸路到政立路这一段，很难称得上是一条路，坑坑洼洼的，骑个自行车出门，一路弹簧屁股吃到轻工学院门口。周边的商业设施也很缺乏，给儿子订了瓶牛奶以后，我们每天得带上牛奶卡一路颠簸到复旦大学国定路校门旁的牛奶亭去取。路不好走带来的最大难题是，出租车都不太愿意开进来。有一次，儿子高热惊厥，吓得我抱起他踩进一双皮鞋从600弄一路狂奔到邯郸路路口，才扬招到一辆肯去新华医院的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一本旧书《迷失者的行踪》（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中有一辑名曰“迷失者的行踪”，最近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从原书中抽出，出了本一手可握的小开本。书到手后，翻来覆去地读，发现总共17篇文章中大部分写于1991年，“研究生宿舍在复旦新建的南区……我在宿舍一角发呆，写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拜读《迷失者的行踪》（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时，书稿形成的时间和地点让我产生了迁移联想，想起了家住国定路的一些往事。

我俩，一个财经大学的老师，一个一家小报的编辑，工资都不高。1991年2月出生的儿子，到了下半年需要添加辅食，以我俩的收入只能买一些小猫鱼细细拆去骨头后掺进菜粥或者烂糊面里喂给他。有一天下班的回家路上，拐进菜场买了些小黄鱼，吃过晚饭后将小黄鱼洗净放进一只淘箩里晾在走廊里，可睡前忘了把淘箩拿进房间，第二天早上开门一看，淘箩里哪里还有小黄鱼？都给野猫叼走了。我懊丧得抹起了眼泪。正因为日子需要精打细算地过，那个卖香蕉的小贩缺了我的分量后，我会气得在600弄门外像个泼妇一样跟他大吵。吵过以后回到家里，连小儿的呼喊都听不见地坐在那儿怔忡了很久，心想：大学毕业才六年啊，梦想还没有从记忆中完全消褪，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所以，读到小开本《迷失者的行踪》的开篇文章《秋夜》中的这一句“我和褐色石是虚空，是不存在。风从我身体和褐色石的每个部分穿过，丝毫不受阻碍”时，泪花盈睫。1991年12月5日是张新颖写这篇文章的时间，那时，捉襟见肘的日子如冷冽的风吹得不少人倍觉刺骨，不知虚实的诱惑因此能左右着大家四处奔袭。所以，黄德海在该书的代后记《树木的种子》（第205页）中说什么“这些文章大都写于三十年前，作者那时还在读书……还看不出他未来的样子”——怎么就看不出张新颖未来的样子？“但我与褐色石一动不动”，仅《秋夜》（第6页）中的这一句，便可明心见性，就算没有成为今天已广为人知的张新颖教授，作者都会是坚定地朝向人生目标的追梦者。因此，读到《房间》，我不认为被记录成“灰色”和“污浊”的城市上空，映现的是作者那时的心境，倒是“我困惑不已：它们（群鸟）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发疯，而不是飞走，飞往我的故乡？”（第96页）这一句，既曲笔写下了那个年代好像选择很多的纷繁杂沓，更用群鸟的决定再一次亮出了作者自己的心志。

《房间》写于1991年12月11日。

从1991年跨越到1992年的那个冬天，上海特别寒冷，叠放在床上的厚厚的棉被冰冷似铁，我都没有办法把小儿放到床上午睡。

是个周六的早晨，我家的载波电话铃声大作，接起来，报社编辑部主任嘶哑的声音好不容易穿过载波电话特有的电流声传到我的耳畔，告诉我半小时以后复旦大学文史楼里有一场很特别的面试，只有从我家出发才赶得及过去采访。从国定路600弄到邯郸路以南的文史楼，步行过去半小时有点紧张，我赶紧穿上外套冲出去，凛冽的寒风兜头而来，吹得我打了个寒噤。紧赶慢赶走进一间会议室，坐定以后扫视了一遍摆放在考官们面前的席卡，陈尚君、骆玉明、王德峰、姚大力、钱文忠……我想，这一次我拿到了一个极好的采访任务。

那时空调还是奢侈品，会议室里很冷。但是，侧耳聆听考官就考生刚刚完成的十分钟阐述与他们展开的对谈，身体渐渐热了起来。姚大力老师是一位元史专家，而那位胖胖的讲述元军入中原行军图的男生，明显受到了评书的影响，姚老师却非常平等地与他讨论起他阐述中的可商榷处。“可商榷处”，是我记忆至今的姚老师的原话，每每想起，都会心头一热。

与几位老师有了一面之缘后，等到春暖花开晚饭后牵着小儿的手在国定路上散步，好几次都迎面遇上了陈尚君和骆玉明等老师。原来，他们都住在国定路上的复旦大学家属宿舍区里。遇到的次数多了，有时候也会跟着他们去家里坐坐。骆玉明老师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转角沙发，小儿就喜欢在上面爬来爬去，骆老师也不嫌弃，笑眯眯地跟我聊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的过程中遇到的趣事，说到兴头会起身到沙发对面的书橱里抽出本书来寻找能旁注刚才所说轶事的“证据”，有时候也到紧挨着书橱的写字桌上翻翻找找。奇怪的是，那些乱糟糟地码放在写字桌上的书堆，任由骆老师怎么摆弄就是屹立不倒。陈尚君老师家最引人注目的摆设，是那台几乎占据了一个房间的复印机，见我一脸错愕的表情，陈老师的夫人孔老师大笑着再一次解释：“唐朝户籍警的家里怎么能不备一台复印机？”那时，到典籍的犄角旮旯寻找历代唐诗选的漏网之鱼已挤满了陈老师的时间，孔老师说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捧着夹了标签的大厚本去学校复印。听着夫人甜蜜的抱怨，陈老师咧嘴笑了起来，哼着小曲过来想把复印机旁的几叠大部头摆摆整齐。那曲调是周杰伦的歌吗？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向孔老师求证，孔老师点头称是。

到国定路上老师们家里去串过许多次门后，如何在被开门七件事占满了的日常生活的间隙继续梦想，我像是找到了办法。那时，报社有班车接送我们上下班，我的上下车点就在复旦大学邯郸路大门的对面。在文史楼采访过那些老师后，下了班车我的步行路径变成了从邯郸路校门进入复旦大学，再从国定路校门出学校。这种走法帮助我捕获了不少校园内的讲座信息，还引导我每周二晚上去文史楼蹭了一学期钱文忠老师的中国思想史课程。

黄德海说《迷失者的行踪》“读起来却满是惝恍之感，企图踩实什么攀缘而上，却发现这建于纸上的造物根本没有台阶”，但我觉得被排列在第13篇的《失踪》，至少前半篇是能踩实的，因为文章中的乔和宋是谁，我大概知道，也就是说，住在国定路，我才有可能时不时地坐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那间办公室里，听张新颖天南地北地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朋友和好作家都非常难得”（《迷失者的行踪》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130页），是《失踪》的结尾句。只要稍加变化，就是我对家住国定路八年的感念：在这个世界上，良师和益友都非常难得，而我在一次没有选择的搬家后都得到了，这是多么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