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日：他主持受降接宝岛回家，五年后却血洒台北

“痴心爱国，着魔而死”

这是我国台湾作家李敖对他的评价。1945年10月25日，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受降仪式，接受日军司令官的投降。

这场受降仪式，不仅是一场军事交接，更是一个民族历经百年屈辱后重获尊严的象征。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他”，就是陈仪。

1883年，陈仪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商人家庭，他打小就爱读书，尤其痴迷《史记》，总爱和人讨论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

起初，母亲希望他继承家业，送他到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可学徒生涯结束后，陈仪还是放不下求学的念头，软磨硬泡征得母亲同意，再次奔赴杭州，考入了求是书院。

在书院里，亲眼目睹清廷腐败、国家衰败的景象，他心里埋下了“学军救国”的种子，觉得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才能为国家出份力。

1902年，19岁的陈仪凭着优异的成绩拿到浙江官费留学名额，和同乡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几年里，他先后就读于陆军测量学校、炮兵射击学校，后来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还在1903年加入了光复会。

那段时间，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既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先驱，也有蔡元培、蒋百里这样的学界名流，还有鲁迅这位日后保持30年往来的挚友。1907年，陈仪学成回国，进入陆军部任职，正式踏上了军政之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浙江很快光复，陈仪应浙江都督蒋尊簋之邀南下，担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专门负责后勤保障。可没过多久，因为内部权力斗争，有人借机指责他供应不力，性格刚直的陈仪一气之下辞职离开。

之后几年，他经历了北洋政府的官场沉浮，还曾被袁世凯派去追赶反袁的蔡锷，最终却以“追不到”为由敷衍了事，随后就辞职回乡。

眼见军阀混战、时局混乱，1917年，陈仪再次赴日，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想再多学些真本事。

1920年回国后，陈仪一度在上海经商，还帮清末状元张謇打理过苏北的实业。直到1924年，借着江浙战争的契机，他被推荐担任浙江第一师师长，才算重新回归军界。在任上，他治军严格，每天天不亮就去各营团检阅士兵出操，深得官兵信服。

1925年，他率领部队在徐州击退鲁军，升任徐州总司令后，还组织士兵修筑环城马路、开凿深井，解决了当地军民饮水和出行的难题，这份务实亲民的作风，也为他后来治理台湾积累了经验。

北伐战争打响后，陈仪看出北伐军深得民心，暗中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准备易帜响应。虽然后来遭遇波折被孙传芳软禁，但最终还是顺利脱险。

1928年，陈仪受蒋介石委派赴欧洲考察，沿途参观了德、意等国的工厂、军校和博览会，还提出“养成新国民”“建设新中国”的想法，甚至拟定了改良留学制度、发展工业的具体建议。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政务次长等职，把考察所得用到了国防建设和军队整训中，一步步成了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军政人物。

1934年，“福建事变”之后，陈仪被蒋介石调到福建担任主席，此后8年他一手掌控福建军政大权。

这位绍兴出生的官员做事有股执拗劲，上任就拿出留学日本和治军的经验，在福州办起干部训练所，亲自当所长。不管是县府科员还是警察局长，都得进班培训几个月，学业务还得背 “陈主席言论”，这套人事制度后来竟被中央推广到全国。

他常对下属说：“忙碌是幸福，懒惰是罪恶”，对犯错干部也不简单免职，而是送进教养队反省，每月照发生活费，算是那时少见的“柔性管理”。

主政福建期间，陈仪的举措褒贬不一。

抗战爆发后，他没跟风搞抗日动员，反而按蒋介石的“缓冲政策”行事，还派顾问跟日方接触，因此被骂“亲日派”。为解决财政困难，他搞起统制经济，连粮食都实行“公沽”，由政府统一收购分配。

可初衷虽好，底下人却趁机垄断渔市、猪肉摊，老百姓编顺口溜讽刺“党团鱼肉百姓，县长从中揩油”。1941年福州沦陷，加上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批评他与民争利，陈仪只好自请免职，黯然离开福建。

赴重庆任职期间，陈仪不改刚直脾气，因推行“分层负责制”触怒孔祥熙，两人在会议上拍案互怼，最终被调去闲职。

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确定台湾归还中国，他才重获重用，牵头组建台湾调查委员会，提前培养接管人才。

1945年8月，62岁的陈仪临危受命，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登机赴台时，他满脑子都是怎么收拾殖民残局：既要让台湾同胞认祖归宗，又要稳住民生。

接收台湾后，陈仪下了不少苦功：免费开列车接山区原住民听国语演讲，把日本神社改成遣返登记处，甚至磨掉日本佩刀上的“武士道”，刻上“中国台湾”。

他力主不让大陆法币流入台湾，想保住当地金融稳定，还计划把日本遗留的土地分给农民。可现实却赶不上想象，经济统制引发物价飞涨，专卖制度得罪了商人，中央又迟迟不批土地改革。

更致命的是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当陈仪试图以“取消专卖局”“改行政长官制为省长制”平息民愤的时候，却因为过度以来军事镇压，最终导致数千名民众伤亡。

这个惨痛的悲剧不仅改变了台湾社会格局，也成了陈仪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

1948年，蒋介石准备任命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再三推辞，说自己已经老了，建议用壮年人，但蒋介石还是坚持，最终他也只好上任。

不久之后，解放军就转入战略反攻，陈仪忍不住感叹：“国民党失败是肯定了，将来恐怕没有人有资格和共产党讲和了。”

这话后来传到了党组织这边，胡允恭前去与陈仪直接谈判。此后，陈仪开始策划起义，投向人民的阵营。

他深知，要想成功起义，必须争取到关键人物的支持。而这个人，就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汤恩伯。汤恩伯早年家境贫寒，是陈仪资助他赴日留学，并在军中一路提携，才让他有了今天的地位。

在陈仪看来，汤恩伯不仅是自己的学生，更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亲信。于是，陈仪给汤恩伯写了一封信，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改编部队”等几条建议。他希望汤恩伯能够认清形势，与自己一起投身革命，为浙江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

但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封信，最终却害死了他自己。

汤恩伯收到信后，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感激陈仪的知遇之恩，深知没有陈仪，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另一方面，他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愿意背叛自己的“领袖”。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汤恩伯最终选择了向蒋介石告密。

陈仪的计划败露了。

1949年2月，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被押往台湾。在囚禁期间，陈仪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傲骨。面对蒋介石特使要求他写悔过书的请求，他断然拒绝：“我有何错？要杀便杀！”他的坚定和不屈，让敌人也为之动容。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押赴刑场。行刑前，他从容沐浴更衣，要求“向我头部开枪”。他的决绝，与其早年留学时“为天地立心”的抱负形成了悲壮的呼应。随着一声枪响，陈仪的生命定格在了67岁。

陈仪被害后，他的遗体被送到了极乐殡仪馆。在台的五弟陈公亮按照他的遗嘱，将其火化，并将骨灰安葬在台湾省台北县五股乡观音山墓地。墓形若馒头，为石砌墓，直径约2米。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正式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这一迟来的评价，不仅是对陈仪一生功过的客观总结，更是历史对一位爱国者的郑重致敬。

当陈仪的女儿得知这一消息时，她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她小心翼翼地将平反公文折成一只纸船，然后来到钱塘江畔，轻轻地将它放入水中。纸船顺着江水漂流，最终抵达了陈仪早年曾经任职的浙江陆军小学旧址。

2014年6月22日，陈氏家属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将陈仪墓从台湾迁归杭州故里，让他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015年6月25日，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在浙江安贤园举行。由浙江省历史学会、杭州市历史协会、省市殡葬协会主办的“陈仪将军追思纪念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随后，各界学者、代表举行了陈仪纪念座谈会，大家纷纷发言，为陈仪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些活动的举行，不仅是对陈仪的怀念，更是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

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每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不仅仅是为了纪念1945年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更是为了让人们深刻反思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