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孝乾叛变，吴石牺牲之后，没想到李克农还留了最后一张底牌

就在蔡孝乾叛变，吴石牺牲之后，没想到李克农还留了最后一张底牌。

1950年春夏那几个月，台北马场町枪声一茬接一茬，名单一页一页往外翻，毛人凤拍桌子喊“共匪已经完蛋”，话放出去，空气一时间静住，李克农没接话，眼神不动，他手里还压着一条线，不是图纸，不是名单，是一根还在跳的脉，名字不好说，大概就叫不死。

吴石走后，台湾的左翼圈子空了一大片，朱枫、陈宝仓、聂曦、李玉堂，熟面孔一次次出现在刑场照片里，组织像断了线的风筝，里外都松，蔡孝乾这个名字绕不开，他原是台湾工委书记，落网后把做过的事一件件交代，联络点、联系人、暗语，走到谁门口都指给人看，毛人凤把一千八百人的名单摊到蒋介石桌上，以为这页纸能把事盖住，李克农不吭声，心里有数，火还在底下烬着。

程一鸣这张牌，外头叫他叛变，里头自己知道是翻面去做另一件事，1931年安排进中统，嘴上说反共，手上是暗线，十九年，不露头，不断线，不脱节，1949年跟着来台，转到保安司令部当少校参谋，管政治审查，抓人送不送军法他能按，到案材料够不够他说了就能放，特务抄了两个人，他一句“证据不足”，把人从门口往外领，用货车拉到乡下，天还没亮，车就走了，他不是靠运气，是靠岗位把门缝掰开。

另一路叫心理学讲座室，名字像开玩笑，里头是社会部留在台北的核心组，萧明华和于非，登记是兄妹合租，一个在台湾师范学院讲心理学，一个在《国语日报》改稿，白天是课堂和编辑部，晚上是联络和传递，书页里夹信，文化圈里找能用的对象，窗外晾衣竿上挂不挂旗袍，是能不能回来的信号，1950年二月那次突然搜查。

萧明华第一下去窗边把旗袍取下，这一动作就是“走”，就是“别再联系”，她二十八岁，留给于非的七颗鱼肝油，不是补身子，是暗语，意思就是去，她进了看守所，不喊，不写，给家里捎话说母亲病重，用地方话把这句塞出去，组织听懂，线断，人撤，她把声音收得很干净。

军里那头是苏艺林，他在国防部三厅，能碰到一线部署图，这不是零碎，是全岛的作战图，暗堡在哪，潮汐几点，兵要地志怎么标，1950年一个春夜，同事临时出了事，他把钥匙交给于非，俩人带着微型相机进档案室，柜子一排一排翻，拍了几十张核心胶片，后来从香港转到上海，舟山、海南岛那两场仗的安排就有了底稿，这些东西是拿在手里能用的材料，不是传闻，像把一盘棋的下一步给自家棋手看了一眼，苏艺林没走出来，被抓时喊了一句“你们出卖的是国家，不是我”，三十六岁停在那一年。

组织往后撤，于非没撤，他知道自己还挂着那根引线，去过香港，走过澳门，一批一批把东西交给大陆，等再回台北已经是几年后，他给萧明华立了块碑，三个字，归来兮，这不是写给别人，是写给她，也是写给自己，你没回来，我来。

还有一个叫谢汉光的人，山里住了三十八年，用失踪村民的身份过日子，种地采药，不露名，1988年出来见人，他不是躲生死，他是在避暴露，暴露了连传一封信的机会都没，他的活法就是把影子拉长。

蔡孝乾那边的结尾也有人在意，他把线都交了，活到1982年，有房有待遇，葬礼也办得齐整，一边是名册没有名字，一边是墓碑规整摆好，纸面跟实地写出来就是两个样子。

李克农留下的不是单独一张牌，而是地下战线的备份，表面看线断了，里头还有备份在跑，这些备份有时就藏在特务的茶杯边，有时在心理课的教材里，有时在看守所的床板下，有时是一封米汤信，有时是阳台上那天没有晾出的旗袍，在那个说一句话都要掂量的年代，他们把话收住，把步子迈稳，一点点把事撑过去，国家统一这件事，靠的就是这些不响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