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而不是未成年恶魔

当黑龙江13岁男孩赵力宝强奸同村女孩后，仅凭年龄便当庭释放，转而挥刀砍死女孩母亲；当深圳14岁少年钟某精心网购刀具、查询法律漏洞后，残忍杀害长期关照自己的同班同学潘某某，事后还编造谎言试图脱罪，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让“未成年人保护法”被推上舆论风口。人们不禁发问：这部法律的初衷，难道是为施暴者提供“免罪金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是天真无邪的未成年人，绝非手握屠刀的“未成年恶魔”。

立法的本意，是为未成年人撑起抵御伤害的“保护伞”，而非为恶意犯罪筑起“避风港”。从家庭保护到网络保护，从强制报告制度到家庭教育指导令，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每一项条款，都旨在守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他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受侵害、不受歧视。这些保护，是给放学后独自回家的孩子一份安全感，是给留守儿童一份温暖的关怀，是给遭遇欺凌的少年一个求助的渠道。法律的核心是保护“受害者”，而非纵容“加害者”，当有人利用“未成年”这一身份，蓄意践踏生命底线时，法律绝不应成为其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近年来，低龄恶性犯罪的“早熟化”“恶性化”趋势，更凸显了区分保护与纵容的迫切性。最高检数据显示，2020至2024年，14-16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的案件年均增长12.3%，其中不乏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行为。这些施暴者早已超越“年少无知”的范畴：沈阳少年明知售卖暴力视频会传播危害，却以此牟利；江油少年清楚脱衣羞辱会造成精神伤害，仍对着镜头狂笑；江西万载的围殴者明知拳头会打断骨头，仍故意攻击要害。更令人警醒的是，互联网让未成年人轻易获取规避法律的方法，钟某在作案前特意搜索“14周岁杀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种对法律的刻意算计，早已背离了“未成年人”应有的纯真与懵懂。当孩子的恶意与成年人无异，当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突破想象，固守“年龄即免责”的刻板标准，既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法律正义性的亵渎。

历史与现实早已证明，对恶性犯罪的宽容绝非文明的象征，对生命的敬畏才是法治的底色。我国唐代《唐律疏议》就规定，10-15岁杀人“必须死刑，没得商量”；新西兰14岁男孩因残忍杀害流浪汉，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部分州对13岁以上实施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允许按成年人标准量刑。这些案例共同印证：年龄从来不是犯罪的“护身符”，责任意识与生命敬畏，应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修课。2024年河北邯郸“13岁少年杀人埋尸案”中，无期徒刑的判决让公众看到了司法的力量，也传递出明确信号——恶意犯罪者，即便年少，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值得欣慰的是，法律正在不断完善以实现“保护与惩戒”的平衡。刑法修正案将最低刑责年龄降至12周岁，2024年最高检已核准34起低龄暴力犯罪追诉；专门学校的强制矫正、监护人的连带追责等措施，也让“不判刑不等于没后果”成为现实。但要真正扭转“年龄保护伞”的扭曲认知，还需进一步筑牢法律防线：明确“恶意”标尺，让蓄意犯罪者无法钻年龄空子；强化矫治教育的惩戒性，避免“批评教育”沦为形式；压实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从源头预防暴力滋生。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底色是正义，而非纵容。它保护的是遵纪守法、心怀善意的少年，是需要被呵护、被引导的成长者，而不是那些漠视生命、肆意施暴的“恶魔”。当法律的锋芒能够精准划清“保护”与“惩戒”的界限，当每个孩子都明白“年龄再小，也不能践踏生命；力气再弱，也不能伤害他人”，这部法律才能真正成为守护善良的盾牌，而非庇护罪恶的温床。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逝去的潘某某们，才能让每个未成年人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才能让法律的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