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7岁加沙男护士的经历：买一公斤面粉要700元，两年搬了6次家

我们生活在中国，可能很难想到炮弹、饥饿如影随形，

甚至还有的地方正在经历人道主义危机，这里就是加沙。

厉姑娘今天来跟您讲一讲。

2025年10月10日，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

但是人们期望的正常生活还是没有到来。

没过几天，以色列就多次开火致使十几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给出的解释是这些人跨过了以军控制区“黄线”，

但是可怕的是很多平民根本不知道黄线具体在哪。

10月28日晚上，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实施了空袭，

导致至少104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儿童和20名妇女，

这次以色列给出的理由是有一名以色列士兵遇袭死亡。

即使签订了停火协议，但是加沙地区的人们还是处在炮火的威胁之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响起枪声。

人们在漫无止境的枪炮中，慢慢变得绝望。

一位护士的自救与求生

阿什拉夫是一位来自加沙的护士，为了自救，他注册了中国的社交平台。

阿什拉夫今年37岁，注册中文社媒的动机很简单，

他需要帮助，现在他收入几乎断绝，但是与之相反的是这里的物价高的离谱，

从最初没有人理会阿什拉夫的求救，到现在他大概每个月能收到两百美金的支持。

据阿什拉夫回忆，过去两年一直在被几件事占据，

被命令撤离、一次次搬家，寻找食物、排队取水、捡拾木柴，

忍受轰炸和学会与死亡相处。

互联网上人们习惯安慰他“再忍一忍，战争会结束”，

但是阿什拉夫说谈论耐心很轻松，真正忍受它却极难。

过去两年，至少6.8万巴勒斯坦人死于加沙的战争，

其中包括2万多名儿童；受伤者高达17万。

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上，一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称，

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四项种族灭绝行为，

并指出以色列领导人曾“煽动实施种族灭绝”。

阿什拉夫的一天

“这个世界有时并不真的关心我们。”阿什拉夫说，但他已无暇在意。

他每天上班、照顾伤者，下班后为家人找食物、水和柴火，

一日复一日，仿佛一台机械。

阿什拉夫每天五点起床，六点吃饭。

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每人能分到半张或者一张面饼。

如果有条件，就会加一勺芝麻酱，没有就撒百里香粉，有时什么都不加。

之后，阿什拉夫要步行三公里去医院，路途会穿过可能随时遭受空袭的地段。

曾有两三次，下班途中，附近房屋骤然被炸，最近的一次，距离他约150米。

2025年5月13日，阿什拉夫任职的加沙欧洲医院遭空袭，

造成至少28人死亡，医院停摆。

他转到纳赛尔医院工作，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负责喂养早产儿、洗澡、换尿布，

有时连续数小时不停歇，直到手发抖、注意力涣散，才意识到自己也在透支。

背痛与肌肉酸痛成为常态。

据阿什拉夫讲述，九月中旬的时候病房里大约四五十个婴儿，大部分都是早产儿：

他们的母亲长期营养不良、又生活在恐惧之中，

并且流离失所无法定期检查，或因挑水与长途跋涉造成身心负担。

两个多月前，他又接了一份工作，

每周在战地医院的伤员帐篷里值24小时。

此后他在两个医院轮转，每周工作59小时，

战地医院24小时连轴转，再回纳赛尔医院上几天早班。

战地医院主要接收开放性伤口与烧伤患者，

他更换敷料、监测输液、插静脉针、监测生命体征。

一次，他与同事两人照看84名伤员，检查、换药、处置，连续十多个小时无休。

24小时轮班的夜里，他不能真正睡下，只在地上铺床单，随病情起身。

耳边交替响起监护设备的滴答、远处枪声、侦察机与无人机的嗡嗡、炮击与爆炸。

清晨六点，他又开始发药、测量生命体征、书写护理记录。

早上八点半才下班。若有公交，他身上也有现金，他会花5谢克尔（约11元人民币）回家。

但现金极其短缺，银行取不出钱，只剩兑换所，

但是手续费高达35%至50%，也就是你拿出1000元，但是只能换到500至650元现金。

而且他的通勤路线被破坏的建筑、沙地上的帐篷、

取水车前的长队、小贩和挤向中部与南部的车辆包围。

空气中弥漫着工业柴油味。

帐篷越来越多，街道更拥挤。

上午十点，他到家睡两小时，然后继续排队取水和买食材。

第二天，再开始新的一轮。

“现在没有隐私，没有安宁，没有未来，也没有当下。我们已没有感觉。

死亡成了习惯，火药味和血腥味不再刺激，我们像没有灵魂的躯体。”他说。

花费、尴尬与最难的一段时间

阿什拉夫也曾排队领取援助，但是现场拥挤混乱，虽然也有人规矩排队。

通常要等一到两小时，才能轮到他，大概只能领到一袋面粉和一箱食品，

罐头、食用油、鹰嘴豆和大米，勉强够一个家庭一周。

然而这种援助并非每周都有时，他三四个月才领到一次。

后来，原有分发点不复存在。

5月底，在切断援助通道两个多月后，

以色列与美国共同支持“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

设立4个新分发点，取代联合国主导的近400个分发点，

理由是联合国物资被哈马斯挪用，联合国相关机构对该指控予以驳斥。

但是阿什拉夫没有去过那些新的救助点，尽管距离他只有两三公里。

认为那是一个死亡陷阱，就在GHF运营的第一个月里，

至少410名巴勒斯坦人在领取物资时遭以军“炮击或枪击”。

不去那里阿什拉夫只能前往“自行分发”点，拉法附近一个军队哨点，离他家四五公里。

夏季，联合国两个机构获准向加沙恢复有限物资，

但卡车必须停靠在靠近以军的指定地点，当场分发，不得入库再配给。

结果是“被迫哄抢”。

他有一次赶到时，面粉已被抢光。

但是他知道有人会转卖，面粉每公斤曾被抬到约700元人民币。

阿什拉夫认为这很不公平，对于上班的人、老人、孩子。

根本抢不到物资，只能高价收购别人的。

按正常物价，一家五口每月生活费约1500谢克尔（约3270元人民币）。

战时，他至少要花350元人民币才能勉强凑出两顿饭，而且吃不饱。

他认为最难的是2024年底到今年9月，

他不擅长开口求助，觉得像乞讨。

战争开始后，他就需要帮助，却一直不说。

直到无法再为家人买食物，他才决定尝试。

4月底，他才入驻中国社交平台。

那正是以色列全面封锁物资进入加沙的时期。

家里也有一天只吃一顿的时候，每人靠一块饼充饥。

八岁的小女儿曾把自己的饼藏起来，留到睡前吃，只为不在夜里被饥饿吵醒。

2024年1月，战争第三个月，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曾在访谈中提到：

全球处于最严重饥饿状态、遭遇饥荒或灾难性饥饿的人约70万，

其中五分之四（57.7万人）在加沙。

战争爆发两天后，以色列切断加沙的电力、食物、燃料与水源。

两周后才允许援助进入，而且援助物资需经层层审批与严格检查。

车辆常在一侧滞留数日。

物资托盘卸入加沙一侧后，还要再等多日才被本地卡车运走，不少食品因此腐烂。

几个月后，抢劫在加沙蔓延。

帮派寻找物资，卡车在途中被夺。

司机被殴打或捆绑拘留，也有平民向卡车投掷石块以发泄不满。

到2024年底，物资几乎无法顺利抵达仓库。

援助组织与以色列的关系恶化，彼此指责阻滞的责任。

通道也随时可能被关停。

2025年3月2日，即停火期间，以色列禁止物资进入，之后继续开火，

5月19日才允许联合国运入少量物资。

5月28日，数百名饥饿的平民闯入世界粮食计划署位于加沙中部的仓库，

在晴空之下，有人推搡呐喊，扛走25公斤一袋的面粉，

仓库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天四人死亡，两人踩踏致死，两人死于枪伤。

5月19日至7月14日，联合国向以色列提交审批的2600辆卡车中，

获批2000余辆，最终只有1633辆到达过境点检查。

进入加沙后，物资仍可能被抢。

7月底，一名为联合国机构运送物资的司机在媒体上说，

每次过境后都有长达一公里的人群包围车辆，有人以刀或小型武器威胁他。

水源大多被污染。

基础设施被炸毁，缺少滤芯与消毒设备。

因缺水，人们会用砂子摩擦双手充作清洁。

他曾在离帐篷约七百米的地方领到救助儿童会提供的水；

更多时候，他要花高价去炼油厂或打井人家买水，

20升饮用水约11元人民币，1500升生活用水约130元人民币，

生火做饭靠木柴。

此前他去加沙干河捡过木头，后来能捡的没有了。

门板被拆下来卖，橄榄、柑橘与观赏树被砍来当柴。

帐篷里的生活与六次搬迁

阿什拉夫原本住在拉法——石墙、铁皮和石棉瓦顶的平房。

一层，被分成三套，七个房间，十五口人，

他与妻子、三个孩子，父母、妹妹、四个弟弟，以及一位弟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但是现在只能住在帐篷里。

阿什拉夫说住在帐篷里根本毫无隐私，和露宿街头没什么不同。

帐篷四处漏风，不能保暖也不能隔音，晚上外边走动的声音听的一清二楚。

阿什拉夫说他在两年里搬了六次家，因为以军下令撤离。

而且这些撤离通知有时是紧急短信或电话，有时是空投传单，

用阿拉伯语写着“这里是危险战区，请前往XX等人道主义区”，

但是人道主义区也不安全，也会被袭击。

据阿什拉夫介绍，拉法曾是许多流离者的暂居地。

2023年10月，加沙北部100万人被命令24小时内撤离，很多人去了拉法。

2024年5月，以军又命令拉法居民撤离，迫使逾140万人逃难。

阿什拉夫第一次搬家是在2024年5月，他们花了2000才雇了一辆小货车离开。

他们第一站是汗尤尼斯南部一个村庄，去投靠亲戚，那里离拉法八公里。

他花了相当于战前一个月生活费（约3270元人民币）买了一顶6米×4米的帐篷，

这是从领了帐篷却不需要的人那里买来的。

之后每次撤离，他都把帐篷带上，如今已破旧。

他的父亲和弟弟们当时没买到帐篷，只能用塑料布和木头搭建临时住处，后来才买。

他很无奈，照理所有人都应分到帐篷，即使房子还在，但“总是存在腐败”。

2025年2月停火期间，他们回到拉法，发现家已夷为废墟。

他们只能在废墟旁搭建帐篷，顺便收拾能用的物品。

但是下一次撤离来得很快，当时阿什拉夫还在上班，

他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带，就开始了再次转移。

他形容这像围墙里的追捕，外部通道被封，内部轰炸随时发生，

人们被从一个明确危险之地赶到下一个祸福未卜的地方，如此循环。

有时，他把妻儿安顿在加沙中部岳父家，自己通勤两小时公交去医院。

岳父家的房子暂时安全，但拥挤：五个小家庭十五人，其中七个孩子。

为了上班方便，他有时回汗尤尼斯睡帐篷，再折返探望家人。

路途颠簸，但与家人在一起，他说能暂时忘却疲惫。

“非自然死亡”在加沙广泛存在

在加沙最不缺的就是死亡，阿什拉夫说，

在加沙的人们会因为各种非自然的方式死去，饥饿、枪击甚至冲突都可能造成死亡。

“自行分发”现场，军队开枪、卡车碾压、物资被抢夺，刺伤或死亡随之而来。

他和儿子曾去领物资，数千人聚集，其中许多人已饥饿多日，

远处以色列军队突然朝人群开火。那天他们没找到吃的，但活了下来。

尽管如此，他说大多数死亡来自空袭。

阿什拉夫的弟弟就死于空袭，那天他弟弟看到军队不在那边区域，

从而想回家拿一些生活用品。

阿什拉夫说弟弟的女儿才一岁，已经会说“爸爸在天堂”

阿什拉夫说死亡在这里太常见了，他甚至觉得死亡也是一种解脱。

虽然10月10日加沙停火了，但是战争只是看起来结束了。

加沙的人们还活在炮弹的恐惧之下。

战争结束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怎么才能回到之前的生活，

对于加沙群众来说也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