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郑智化的遭遇，谈谈我为什么在厌恶极左的同时，也反感极右

中国台湾地区著名歌手郑智化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遭遇，我想大家都人人皆知了。事情的经过我就不赘述了。最近读了三篇写这个话题写得非常好的文章：

一篇是“海边的西塞罗”的《对郑智化宽容一点，因为你也有“连滚带爬”的那一天》。

一篇是维舟老师的《对弱者友好的社会，才是更好的社会》。

一篇是大生刘蟾老师的《土奥反对召唤神龙，却成为了神龙的帮凶》。

这三篇文章，道出了我为什么在非常厌恶极左的同时，也反感极右的原因。

平心而论，深圳在中国内地的城市中，已经算是城市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和人性化水平相当高的了。而高铁和机场又是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中最接近现代文明的场所，至少看上去要显得光鲜亮丽。尤其是机场，是最与世界接轨的地方，很多城市的机场，都在名字上冠以“国际”两个字。哪怕是在朝鲜这种极度封闭的国家，你看他们的高丽航空公司的空姐，也是颜值爆表，穿得青春靓丽、打扮时尚，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很光鲜、很现代化的。

朝鲜高丽航空公司的空姐。

但是很遗憾，即使是像深圳这种中国内地最先进、最发达的城市，也有它管理和服务的短板。最近郑智化先生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深圳不能只有速度，没有温度。

广东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内景。（本人摄于2016年2月10日）

由于郑智化特殊的地域身份，网上一些极左人士对郑智化这样一位台湾同胞群起而攻之，抓住郑智化“连滚带爬”这一点略带夸张的言辞无限放大，上纲上线，甚至骂郑智化是“台独”，抹黑祖国大陆。国内一些著名的极左大V，比如“某原公子”、项中专等人，前些天都对郑智化口诛笔伐。

国内一名极左大V讨伐郑智化的文章。

你要说郑智化是“台独”分子，我打死也不相信。像我这一代的“80后”，是从小听着郑智化的歌长大的。郑智化最有名的歌有三首，一首是《水手》，一首是《星星点灯》，一首是《大国民》。在《星星点灯》中，郑智化唱道：“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首歌是上世纪90年代郑智化痛批台湾当局的歌曲，痛斥李登辉一手遮天，让“迷失的孩子”台湾找不到来时的路。

还有那首《大国民》：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中国中国一定强！”

在这首《大国民》中，郑智化还对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李登辉当局极为批判和嘲讽：

“肮脏的台北，

贪官污吏，一手遮天。

美丽的谎言，说过多少遍，

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

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

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

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

礼义廉耻没有钞票重要。

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从这些歌词中，你哪能听出半点儿“台独”的味道呢？如果因为郑智化特殊的地域身份，就被打上“统独之争”的标签，只能说郑智化被政治化了。

郑智化。

批评完极左，我再来说一说从郑智化的遭遇中，我们为什么也要反对极右。

大生刘蟾老师的《土奥反对召唤神龙，却成为了神龙的帮凶》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在这次的郑智化事件中，有些“本土奥地利学派”人士（简称“土奥”），认为郑智化的抱怨是在要求特权，这些人主张绝对的市场化原则，而反对任何政府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和底层民众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行为，反对最基本的民生兜底，反对给残疾人照顾、反对给农民争取医保、反对给失业者救济，让弱势群体自生自灭，甚至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反对救灾。他们认为政府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任何福利和保障行为，都是在“扩张公权力”。奥派经济学理论本身很好。但是“土奥”很糟，他们是打着奥派的名义，行短视功利、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之实。“土奥”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内的那些“土奥”人士，跟西方的极右翼、“川粉”、MAGA党在理念上都有很高的重合度。

郑智化。

在一个西方社会，左翼和右翼都是相互制衡的两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谁也不能一翼独大。右翼搞发展，左翼搞分配。右翼负责建设，左翼负责公平。右翼负责做大蛋糕，左翼负责分好蛋糕。离了谁也不行。西方正常的右翼保守派认为，就是要让富人多挣钱，挣了钱就做买卖、办工厂、开公司，他们只要能有钱赚，整个生意就会兴隆，就能带动下面的就业。所以，要让富人能挣到钱，“火车头”才能把全社会拉起来。当右翼掌权时，重视的是发展，而发展的动力和“火车头”是谁呢？是富人，是企业家，是工厂主。给他们更多的优惠和资源，让他们往前冲，拉动国家经济向上走，经济活动多，GDP就增长了。当资本家有钱赚的时候，底层百姓才能有工作，才能摆脱贫困，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而以“均贫富”为名压榨资本家和富有阶层，会大幅降低社会投资的意愿，减少就业机会，造成社会普遍贫困。也就是说，富人有钱赚，老百姓就有汤喝。

7月4日，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大而美”法案上的签名。

但社会老是发展，跑得太快，最后拉开距离了，贫富分化会进一步拉大，使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快速跑动中，后面的老百姓是跟不上的。怎么办呢？所以要让“国家慢点跑，等一等你的人民”。这时左翼政府上台，搞一搞分配，从富人这里多加点税，分配给穷人，社会治安也不要乱。但也不能老是搞分配啊，国家老分配不发展，没钱啊。所以，左翼干一段时间，又交给右翼，继续发展。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运转始终大致保持在一个中庸的轨道上，整个社会才能“锯齿型”前进。而“锯齿型”前进，是最健康的一种发展方式。一个正常的西方社会就是在左右翼交替执政中这样“锯齿型”前进的。

10月26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庆祝领导的“自由前进党”赢得中期选举

所以说，西方左右两翼的理念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我们反对的是极左、极右。极右与极左同样有害，殊途同归。无论是极左“劫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还是极右对弱者福利、保障和社会公平的蔑视，都是不可取的。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是：强者有成就，弱者有尊严、有保障。我在十几年前曾经采访过四川的一位市委书记，他在向我阐述该市的施政举措时，有一句话讲得真好：“我们施政的目标就是要让有能力的人充分发家致富，让没有能力的人也能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一个社会是否发达，不是看它的长项，而是看它短板的长度。所以，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及对国民社会福利的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有起码的兜底。对弱者，要有保障、有尊严。就像小西兄弟所说：“宽容弱者，就是帮未来的自己。对弱者好一点，因为你我早晚都有‘连滚带爬’的那一天。”

郑智化。

前不久，国内的一位著名网红“峰哥”到韩国转了一个月。他拍了个视频，没想到遭到中国国内很多粉红人士的嘲讽，他们纷纷嘲笑这韩国的人工怎么这么贵啊？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家里空调坏了、电脑坏了，都不敢请维修工人来修，甚至请个电工、水工，人工也很贵。最后每个人都逼着自己成了小专家、小能手，什么事都自己干、自己修，因为请不起人。请人的话，人工是很贵的。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最不应该嘲笑的就是发达国家的人工贵。因为发达国家比的是下限。

这位国内网红“峰哥”在韩国待了一个月，本来想拍点韩国底层的生活，结果尽力去找了，但真实感受就是“我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底层”。连电焊工、工地工人这种干活越累的蓝领，收入反而越高。他们穿着很像样的衣服，打扮得溜光水滑，确实拍不出人家的惨状来。这些人谁又是社会的底层呢？很多去过日本、新加坡旅游的朋友，都会感觉在日本、新加坡打出租车特别贵，一段不太远的路跑出去，往往一二百元人民币就没了。很多去过日韩旅游的中国游客，可能都会抱怨在日韩吃顿饭价格很贵。我们在嘲笑日韩人吃饭价格高的时候，似乎从来都是站在食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是从来不去思考食物为什么那么贵？2015年，我也先后去日本、韩国旅行过。在日韩的餐馆吃饭时，我也边吃边琢磨，这菜的价格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食物的价格包含了一层层的人力成本，所以人工是很贵的。那么，这碗面端到我的餐桌上时，它就是这么贵。因为最底层的人也都有一份体面的收入。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整个社会愿意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满足我们嘴里的底层，让服务员也能拿一份相对体面的收入。我们这些从小就受人人平等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为什么还会出言讥讽发达国家的人工贵呢？为什么会对自己享受着同胞的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呢？我不是太理解。

韩国首都首尔明洞商业区。（摄于2015年10月9日）

发达国家人工贵是个共识，我们为什么要笑话发达国家的人工贵呢？你想没想过人家的人工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人工值钱啊，因为劳动人民值钱啊！它满足了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收入，保障了这些人的正常生活。难道这不是人家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尊重吗？难道不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和道理吗？我们自己也是劳动人民，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发达国家的人工贵呢？

底层人也有人家的尊严，也得到了社会的照顾，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所以说，人工贵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是人的一种价值体现，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

芬兰西贝柳斯公园，幸福的国度。（同事向华摄于2016年8月30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工特别便宜，你不干，外边有的是人干。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对底层劳动人民缺乏尊重。这样的社会就不能称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副总理王震将军访问英国回来后感慨：“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

2015年，我去日本旅行时，实地参观了日本农村。其实日本还不算那种标准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但我参观完这些最普通的日本农家，真有一种“想去日本当农民”的感叹，就像电影《非诚勿扰》中的北海道农民邬桑一样。据我观察，日本农村比城市更加宜居，日本农村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比城市居民更高。日本每个农家都住着二层小楼，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干净整洁、错落有序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必不可少的一种树——松树，因为在日本农村，松树是富裕的象征。谁家松树多，就说明谁家越富裕。即使是日本最偏僻的乡下，基础设施都很完善，社会服务水平都很高，所以，现在日本的人均GDP即使已经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日本也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达国家。

日本山梨县普通农家掠影。（摄于2015年5月30日）

日本山梨县普通农家掠影。（本人摄于2015年5月30日）

日本奈良普通农家掠影。（本人摄于2015年5月28日）

再以新西兰为例，新西兰的最低时薪是23.5新元，约合人民币83元。也就是说，新西兰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哪怕是保洁工，保底的时薪也有83元人民币。那么，他如果一天工作7小时，一天的收入就是600元人民币。一个月只工作20天的话，月收入就有12000元人民币。在新西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日、最低工资、加班费那都是有保障的，那是一点儿都不含糊。而且，新西兰在发达国家中还并不算很富裕的。

所以说，看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它短板的长度。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上限，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下限，看这个国家对底层劳动人民到底怎么样，看最底层的人生活过得好不好？如果看上限，那么，上海的富人、印度的富人、非洲的富人，跟纽约的富人其实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哪个国家的富人过的都是几乎同等富裕的生活。但不同国家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跟印度、孟加拉国、非洲国家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品评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下限，就看底层人民值不值钱。一个国家只有下限高，才能真正从富强走向文明。而人工本身就是一个衡量的重要指标。如果人工不值钱，说明这个国家下限的水平是很低的。如果劳动人民过得不踏实，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一个社会如果以平等和公平作为它的发展目标，民众就会以发展和稳定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