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去世，沈醉得知后痛哭，说：那件事我一定办

1981年5月7日深夜，北京阜外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晃动，67岁的沈醉拄着手杖停在病房门口。他张了张嘴，却没敢立刻推门，一声低沉的咳嗽从里头传出，那是杜聿明的声音。两人对话只剩短短几句——“沧海，别忘了那篇文章。”杜聿明说完，又闭上了眼。

清晨五点，院方挂出讣告，杜聿明因并发症抢救无效，终年七十七岁。沈醉顿时眼前一黑，靠在墙上喃喃：“那件事，我一定办。”护士听见也没问，他的泪珠滴落在旧呢子大衣上，好多年未曾泛起的军人倔强与悔恨，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一幕若让1949年的他们看见，必然觉得不可思议。那年12月，昆明西山脚下，卢汉几纸命令先把沈醉软禁，再把他交给解放军。沈醉当时心里打鼓：自己在军统干到处长，手里血账一箩筐，恐怕枪毙都嫌慢。他哪里料到，命运正悄悄把他推向一段难解的友谊。

1950年春，两列由西南驶来的闷罐车在北京西站并排停下，其中一节车厢押解的是云南“战犯”沈醉，另一节则关着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杜聿明。看守用卡子把人流分开，遥遥相望，彼此都没说话。大半年后，他们才在功德林监狱的走廊上点头打过第一次招呼。

监号的安排颇有戏剧性：沈醉与黄维等同屋，而对门正是杜聿明。大门关上，四下寂静，只有老榆树上的蝉声聒噪。沈醉很快发现，对门那位剿总司令经常推着一台老式缝纫机“哒哒”地踩，针脚匀称得像部队列队。他忍不住嘀咕：“堂堂装甲兵首脑还会这手？”杜聿明听见，笑回一句：“咱们机械化军长拆过坦克，缝纫机不过是小家伙。”两人从此话匣子打开。

先前的顽固脾气并不好收拾。杜聿明刚进功德林时，曾绝食抗议，自觉活不长。护士端来热水，医生递上进口药，他惊讶地发现：没人审讯，更没人踢打，反而想方设法给他治腿疾、治胃病。病好一半，人便软三分。他私下里告诉沈醉：“共产党不是传闻那样，只要真心改造，日子能过。”这番肺腑话，比课堂上的思想汇报更管用，沈醉开始认真写检查、学新中国法律。

1958年冬，第一批特赦名单外传风声。次年元旦公布，杜聿明在列。贴榜那天，院子里有人放下饭碗拍手，有人转身抹泪。沈醉默默站在人群后，榜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杜聿明拉住他：“别急，你改造不错，今年没有，明年准有，出去了我在外头等你。”这一句话，给了沈醉莫大的支撑。

1960年盛夏，北京热浪滚滚，沈醉戴着一顶旧草帽走出功德林大门，迎面而来的是笑容可掬的杜聿明，两人隔着灰尘鞠了一躬。随后，他们先后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史料。杜聿明擅长布局，沈醉熟悉情报，两人配合得像旧军校里的老同学。

转眼二十年。1980年11月，国家同意沈醉赴香港探望前妻。临行前，杜聿明把他叫到宣武门旧宅：“沧海，一定要守住晚节，别让人拿话题做文章。”沈醉连声答应。香港一个月，他只住在小旅馆，白天翻旧照片，夜里写日记，担心有人登门套话，连夜市都没去几回。12月下旬，他带着两箱书信返回北京。

北京城刚落第一场雪，杜聿明却因胆囊炎并发症入院动手术。术后第二天，他让家人通知沈醉：“我有篇谈统一的文章，得抓紧。”沈醉赶到病房，还没坐稳，就听杜聿明急切地说：“祖国分裂太久，咱们这代人得出声，文章题目我想好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完成》。你代笔，我口述。”看他虚弱到举手都颤，沈醉含着泪答应。

事与愿违。1月中旬沈醉旧疾复发，住进积水潭医院；2月初出院时，杜聿明病情已恶化到不能说话，只在纸上写了三个字：“莫忘稿”。三日后，也就是5月7日，杜聿明停止了呼吸。噩耗传到沈醉耳中，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他伏在床头失声痛哭。

丧礼之后，他搬出那台尘封多年的打字机，把杜聿明留下的一沓零散笔记逐字誊录，又查阅档案、翻台历补时间细节。三个月，改了七稿，终成万余字长文。文章没有华丽辞藻，只一句核心：“国家终须统一，民族不可分裂。”随稿一同寄出的，还有沈醉亲笔信：“老杜，此稿完成，算是还你一个心愿。”

接下来几年，他陆续撰写多篇呼吁书、座谈纪要，专挑台湾老同事动感情那一面。有人劝他歇歇：“年纪大了，别操这心。”沈醉抬头：“我答应过杜老，这辈子得把这件事办到底。”

直到1996年病逝，沈醉的抽屉里仍放着一本蓝皮笔记本，扉页那行楷书字迹清晰——“祖国的统一大业，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他与杜聿明从战场对立到同病相怜，再到同心书写历史，这句彼此见证的承诺，留在了纸上，也留在了两岸往来史料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