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替大哥扛事儿的”，服刑“小弟”喊冤曝出卖淫团伙主犯

“我是替大哥扛事儿的”

一封来自高墙内的举报信

抖出隐藏的卖淫团伙

2024年6月，北京。某监狱监区的铁窗把阳光切割成细碎的方块，落在何某的脸上。他想了很久，还是将一封信投给了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派驻该监狱检察室——“我不是组织卖淫的主犯，我是替大哥扛事儿的。他答应每月给我家1万元，现在根本就不管……”

这封信引起了该院副检察长李银的注意，他告诉《方圆》记者：“这封信字里行间不是常见的‘我没犯罪’的空泛喊冤，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还提供了‘手机里有聊天记录’的线索。”李银说，比起看守所里“案子没定”的焦虑，监狱里的罪犯更愿意向检察官袒露过往。

（漫画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小弟”被判重刑

“我是四川达州人，爸妈在北京房山打工，我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了，认识了一帮‘兄弟’，2019年我还因为寻衅滋事被法院判了七个月。”坐在李银对面的何某穿着灰蓝色的囚服，坐姿很拘谨。回忆起过去，何某的眼神暗了下来。

2022年，何某通过“兄弟”的“兄弟”，辗转认识了开汽车租赁服务公司的李某。李某让何某跟着他干，开开车、送送东西，并提出一个月给他开1万元的工资。何某同意了，随后认识了和李某一起合伙开公司的徐某。其间，何某还接触到了徐某的老婆黄某，还曾送她去医院生孩子。

然而，这笔钱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2022年6月，李某开启了“新业务”，他用何某的身份证租了一个三居室的公寓作为卖淫窝点，嫖客进入公寓后扫二维码付嫖资，钱款也汇入了何某的账户。给“小姐”结算以后，每过一两天，何某要去银行提现，然后将现金交给李某。

两个月后的一天，何某正在看公寓门口的监控，突然看到警察冲进房间，将放在鞋柜上的监控设备打翻了。他再打电话给“小姐”，发现对方也处于失联状态。何某联系了李某，李某让他赶紧跑，并告诉他：“我每月给你打钱，等风头过了再说。”何某非常听李某的话，他刚开始非常警惕，换了手机，在北京周边一些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小宾馆里躲着。但他的身份信息还是被警方锁定，并上了北京市公安系统的网上通缉协查名单。

2023年2月的一天，何某觉得风头已经过去了。于是，他便在一个网吧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机，打起了网络游戏。沉迷游戏的他不知道，公安协查名单此时已经发出警报，当地派出所立刻出动警力将他抓捕。

在看守所里，何某一开始并不承认参与了组织卖淫相关犯罪。因为在外面潜逃时，李某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以后被抓到了，不要承认，实在瞒不下去了，就一个人把事情都扛了。李某承诺会在外面照顾他的家人和女朋友，每个月给他的父母1万元。年轻天真还讲究“哥们儿义气”的何某听信了李某的话。

随着客观证据的出现，检察机关将何某批准逮捕。如李某所愿，他揽下了所有事情。

2023年9月1日，何某因犯组织卖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投监后，何某与父母会见时得知，他被捕后，父母只收到过李某给的5000元，之后便再无下文。同时，他还得知，当时负责给嫖客开门、收银的前台人员只被判了十个月刑期，罪名是协助组织卖淫罪。

“我被耍了。”何某彻底崩溃了。

支付宝里的破绽

何某现年22岁，初中肄业后开始“混社会”，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明显不具备组织卖淫所需的资金和社会资源。同时，这类案件往往是团伙作案，一个人很难完成所有角色。李银和同事石聪正由此判断，何某反映的线索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收到线索，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剑提出，该案既有对漏犯的立案监督线索，也有对该犯原案的审判监督线索，涉及内容多，需要其他机关协作配合范围广，案情较为复杂。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只是分别移送线索，可能办案效果不佳，应该充分利用派驻检察的优势和便利，前期多做一些调查核实工作，将上述线索串联后再予以移送。

李银和石聪正首先想到的突破口就是何某提到的“被扣押的手机”。据何某来信里说，手机里面有他和李某的聊天记录。

“我们联系了原办案单位，对方说手机还在物证室。”石聪正赶了过去，但当手机开机后，他看到微信、支付宝、QQ这些常用App都被删除了，技术人员表示，手机删除的数据难以恢复。

“我们决定调取原案证据材料，希望能从原案上发现蛛丝马迹，再找到新的突破口。”李银和石聪正重新查阅案卷材料与口供，并多次与何某谈话，让他反复回忆犯罪期间的种种细节。终于，何某想起来，当时看房时是他、李某和徐某一块去的，刚租房时他手边没有钱，租金是李某和徐某让他人通过支付宝转给他，他再转给房东的。这与原案卷宗中卖淫窝点原房东的笔录一致，房东说当时来看房的一共有三名男子，另外两人的体貌特征正好与李某和徐某相符。

李银立刻通过司法查询调取何某的交易记录，发现2022年6月，其存在多笔大额转账：一笔2万元，来自一名女性的账户，是租房的定金和押金；另两笔分别来自徐某账户的2万元和前述女性账户的4万元，为3个月的房租。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及公安机关协查，3人的身份得以查实，原来李某并不是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真正的老板，被何某认为是“边缘人”的徐某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他认为和案件无关的徐某之妻黄某，便是给他转账的女性账户所有人，她也参与到了组织卖淫活动中。到此时，何某案件背后的3名漏犯终于现出了真面目。

3名漏犯被公诉

锁定3名漏犯的身份后，李银和石聪正通过梳理3人近3年来上千条交易记录，发现除上文中提到的转账信息外，黄某的支付宝交易记录里有大量“异常消费”：2022年7月到8月，她购买了上千件情趣用品，邮寄地址正是何某案中被端掉的卖淫窝点。另外，她还购买了许多婴童装和婴儿辅食，收货地址是她自己家，这与何某说过的“接送大姐生产出院”正好对得上。

“我们还找到了当时被民警抓捕的卖淫女的行政处罚记录，笔录里显示，该女子虽供述她只见过何某一个人，认为他是老板，但当时负责招聘、培训她的是一名女性。”李银说。

通过固定客观证据，确定了具体的犯罪嫌疑人，各种线索都得以串联。鉴于3人作案的隐蔽程度，李银考虑到惯犯的可能性，于是继续向前追索，发现黄某在早前几个月就有大量情趣用品的消费记录，邮寄地点是北京市另外一处公寓。这些证据让一个隐藏在幕后的团伙逐渐清晰：徐某是真正的“老板”，负责出资和统筹；黄某负责招募卖淫女，并利用她之前在色情行业的资源联系嫖客；李某是“中间人”，负责管理何某和卖淫窝点；而何某，只是一个“跑腿的”和“背锅的”。

2024年11月，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与原办案单位沟通协调，在前期线索调查核实工作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对已经较为成熟的线索依法移转，并做好接力，协助配合相关检察院前往监狱继续补充侦查。同年12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后对3名漏犯予以抓捕。抓捕过程中，公安机关搜查出多部手机，其中有大量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徐某、黄某、李某3人的组织卖淫事实。

今年3月，公安机关将该案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检察机关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对徐某、黄某、李某提起公诉。

同时，由于原案出现了大量新的证据，何某原审判决须同步予以纠正，应以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于今年9月同步启动抗诉程序，推动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再审改判。

目前，何某的抗诉案还在等待判决。徐某、黄某、李某的案件也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检察日报·法治新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