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全球经济治理转向“制度协同+科技创新” 双轮驱动

文 | 王雅迪

ID | BMR2004

“十五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站在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跃升节点。作为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过渡期，亦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攻坚阶段，纵深推进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转型、共同富裕、安全发展 “五大任务”，已非路径选择，而是关乎民族复兴进程与国家长远福祉的必然战略抉择。

在2025金融街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为题，提出全球经济治理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制度协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他回顾中国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历程，介绍了中国贸易规模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至29条、数字人民币与32国建立本币互换等成果。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经济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发展的关键要素正从传统的生产力要素驱动，转向如今的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而绿色发展与科技进步离不开制度保障，科技更是核心驱动要素。

因此，他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决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尤其是经济制度走向的关键要素有两个：一是制度协同，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支点；二是科技革命，它将成为全球竞争的新引擎。

焦捷指出，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格局始终紧密交织。在当前的变局中，未来长期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但这种不确定性能否向确定性转化，关键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地缘政治博弈与信任赤字交织叠加。当前，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诸多变化，如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全球能源与粮食安全风险上升；多国债务危机持续发酵，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同时，欧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全球通胀与资本波动愈发显著；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陷入僵局，多边协调机制功能弱化，国际合作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他看来，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合作空间与全球秩序稳定。面对竞争与分歧，中美双方能否重建互信、在竞争中实现共管、在分歧中寻求合作，将直接影响全球治理的未来方向。

二是科技革命，它正加速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成为规则竞争与制度博弈的前沿。以人工智能为例，从生成式模型的伦理风险，到算法透明度与数据安全的跨境监管，科技进步不断突破现有监管边界。这是一把 “双刃剑”，既提升了治理复杂性，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可能。

因此，他认为，能否构建协调统一的全球治理监管机制，已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维护经济安全的关键。这种机制不仅是数字时代软硬件协同的关键基础设施，更是支持科技创新有序发展的制度保障。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逻辑正发生转变，从要素驱动走向制度与科技双驱动，制度协同与科技革命成为新支点与新引擎。

从具体数据来看，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达到 6.16 万亿美元，进出口总值达到43.85万亿元。尽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贸易规模存在短期波动，但中国已连续8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贸易伙伴持续增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超50%。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韧性。

在投资领域，即便全球投资竞争加剧、地缘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中国仍通过兑现开放承诺、推动制度创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稳定预期。例如，2024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至29条；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深化与东亚及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成为亚太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近期备受关注的是，中国已与32个国家建立了本币互换安排，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了流动性支持；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目前，亚投行的服务范围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 GDP。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已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1300多家金融机构，为全球支付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支持。

焦捷表示，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下一阶段更应发挥“稳定器”作用，在不确定性中提供确定性：面对多重冲击与风险，坚持稳中求进，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化解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石”；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通过政策创新支持科技创新模式升级、防范技术风险，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发展与安全并重”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