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 | 爱笑的黑玛丽

文 | 由之

黑玛丽是她的绰号。叫来叫去，叫惯了嘴，大家提起她，都忘了她的真姓大名。

其实，我和她并不熟，想了许久，似乎都没有和她说过话。在陕北插队那会儿，我们在一个大队：大庄河。我在一队，她在三队，三队的庄名叫：王新窑。王新窑很小，比我们前队（前队两个队在一起，一队和二队）还小，人也更少，不过十来户人家。三队的知青也少，只5个人，3个男生，2个女生，好像都是初中的，而且是回民学校的。我因是拖油瓶跟着哥去陕北插队的，很少和人接触，那时根本不知道黑玛丽的真姓大名，还以为她叫玛丽，因为皮肤黑，大家顺口在她的名前冠了个——黑。

第一次见黑玛丽，是去公社开知青会。虽然，去公社的路，只一条，弯弯绕绕沿着沟底，很窄，一抬脚黄尘四起。可去时路上相遇，三队一伙知青，嘻嘻哈哈笑闹着，仿佛对前队的我们，还有四队的米鹤都、王小渡们，都视而不见。黑玛丽也在其中，很触目。至少在我眼里，她很触目。

她个儿不高，黑黑的，凸出的额头下有一双牛一般的大眼睛，眼珠黑黑的，眼白则特别白。嘴唇厚嘟嘟，挺红润。而且她有点儿胖，圆鼓鼓的，衣服却紧绷绷的，像是裹在身上，我很担心她的衣服稍不留神就会绷开炸线。她穿的衣服也和别人不一样，在一片灰蓝色中，特别抢眼。大红大绿，花花朵朵的，花还特别大，一朵挨着一朵，三朵两朵就把人拉得更矮更胖。最显眼的还是她的头发，和我弟弟一样，自然卷曲。不一样的是，她的头发很浓厚，杂乱地堆在头顶，像一团云，乱云飞渡。

黑玛丽喜欢笑。一路上，尽听她的笑声了，叽叽嘎嘎，仿佛一群鸟，突然被惊着了，扑棱着翅膀，向天空飞去。也不知她在笑什么，又有什么值得这么高兴地笑？

那时，公社开知青会，最令人兴奋的就是——会餐。其实，也算不上会餐，就是每次会后会留大家吃顿饭，黄米饭，小米饭，或高粱面馍馍，玉米面馍馍，大白菜炖红薯粉条，或者大白菜烧土豆，偶尔还会有几片肉。就这，也足以安慰我们空空荡荡的胃。

半后晌，太阳白花花地照着公社大院的空地，我们知青三五成群地趷蹴在黄尘里，捧着碗，耐心等待装满黄米饭的木桶和堆满菜的大脸盆端上来。黑玛丽又开始乐，一件并不可笑的事，梁庄一个男知青嘻嘻哈哈地显摆，黄鼠狼叼走了他们庄一个婆姨养的一只鸡，其实那鸡不是被黄鼠儿狼叼走的，而是被他们用汽枪打死的，悄悄地给燉了吃，连骨头渣都没留下。这种事，那时多了去，她听了，咯咯乐半天，叽叽嘎嘎的笑声，依旧很响，四面飞扬，也不在乎大家都回过头来向她行注目礼。

我悄悄地好奇地看着她。

她的同伴和她不一样。虽然，个子也不高，但细细的，白白的，不声不响，喜欢用眼角瞄人。另外几个男生，倒是和黑玛丽一样，喜欢说话，也喜欢扬声大笑。而且，他们都是一口地道的老北京土话，儿音咬得特别重。听上去，别有风味。

等了好久，肚子咕咕地打鼓，白花花的太阳也像是往下掉了掉，装满黄米饭的木桶和堆满大白菜土豆的脸盆才端上来，以大队为集体。我们一队的知青组长建国，热情地招呼黑玛丽和她的同伴，让他们先盛饭舀菜。

建国个子高高的，两肩宽宽，干活从不输男生。待人行事，颇有大将风度。好像，留在我的记忆里，也只有她在这种公众场合，和三队的黑玛丽们交谈，哥的其他同学，和黑玛丽们没有什么接触，都是敬而远之。四队的米鹤都们同样如此。

黑玛丽倒也不客气，接过大铁勺，狠狠地舀满一大勺白菜土豆，又叽叽嘎嘎地笑。

把我都看傻了。

她笑什么呢？又有什么好笑的？

再见黑玛丽已是深秋。那时，我已经是民小教师。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带着学生娃娃去三队背柴。因为上一年的冬天里，我带着学生娃娃进山砍柴，把腿摔伤了，大队就订了个规矩，每个队轮流给小学校备些柴，供娃娃们热饭取暖。秋天，地里活忙，老乡腾不开手把柴背过来，就让我们自己去后队把备下的柴背过来。

三队的娃娃小狮子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带路。

太阳挂在山尖尖上，暮色一点一点涌过来。三队庄口是一面斜坡，坡上有一棵古槐，古槐的枝枝杈杈四面展开，在浓浓的暮色中，像一团云冠。树下传来嚎叫一般的哭声，嘶嘶啦啦地被风拉扯着，传得很远。

小狮子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对我说：老师，是黑玛丽。

一伙娃娃跟着吼起来：黑玛丽，黑玛丽……

黑玛丽？

我有些疑惑。落在我心里的是她叽叽嘎嘎的笑声，不管不顾地肆无忌惮。她怎么会哭呢？碰到什么伤心事了？

小狮子对我说：黑玛丽一准又是想她娘了，她一想她娘就会哭。

娃娃们一窝蜂地嚷嚷：她想她娘了？她想她娘了！

爬上坡，几个娃娃围到黑玛丽跟前，呆呆地看着她，很稀奇的样子。我赶忙招呼他们：过来，过来，快点走。

黑玛丽突然把目光转向我，不再哭。

我心里一颤，不敢接她的目光，赶紧转过脸去。

那时，我还没有和黑玛丽说过话，一句话也没说过。

背上柴，带着学生娃娃们经过古槐下坡时，黑玛丽还坐在树下。天色已暗，我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也没有再听到她的哭声。只有她衣服上紫红色的花朵，还是那么鲜艳地绽放在黄昏中。

其实，我还挺羡慕黑玛丽，我从来不敢像她那样，心里难受就放声痛哭，嚎叫着哭。我不敢。只有没有人的时候，我才敢偷偷地抹几把眼泪。或者在深夜里，用被子蒙住头，任泪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咬着牙不发出抽咽声，生怕惊动别人，怕她们会问我为什么要哭。

我猜想，黑玛丽哭，大概是想回北京了。

她的哭和她的笑一样，都是毫无顾忌的，横冲直撞。

更让我迷惑不解的则是第二年春天，工农兵大学招生，黑玛丽和她的伙伴却都还窝在北京过“寒假”，没有回来争取上学的名额。直到大学招生快结束时，他们才提着大包小包吃的，摇摇晃晃地从北京回来，一路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原以为，他们会到大队公社吵吵嚷嚷一番，为自己争取个把上大学的名额。可是，没有。

风淡云轻。

好像，上大学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既不渴望，也不想争取，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我有点儿想不通，他们又不像我，都是正宗的红五类——工人阶级的后代，干嘛不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呢？

那一年的秋天，我又见到了黑玛丽。小学校放秋假，娃娃们也满山遍野地跟在大人后面拔豆子、割糜子，砍高粱。民小教师，没有工资，工分是四个队平摊的，自然也要下地干活，四个队轮流干。

那天，我去三队拔豆子，黑玛丽和她同伴也在。拔豆子是个苦活。山上的豆子基本靠天收，种子播下去，锄两遍草，就再也不管了，那豆子和平原上的豆子也就没法比，矮得像一蓬蓬草。只能深弯着腰，或跪在地上蹲在地上拔。豆秸又很扎手，不一会儿，手掌心，手指上就会起血泡。

我的学生娃娃小狮子，还有才刚刚六岁的改洋，见我去他们队拔豆子，高兴得很，欢蹦乱跳，一左一右地伴在我身旁。好像他们并不觉得这活怎样苦，我戴了双白色的线手套，两个娃娃却赤裸着双手。只半个时辰，我的线手套就被血洇得斑斑点点的红，疼痛钻心。改洋伸出他的小手给我看，一双小手黑黝黝的，皴得厉害。掌心也是黑黑的，很脏，摸上去硬硬的，却没有出血。小狮子教我：老师，你不要抓得那么紧，挨着根，一拔就出来了……

黑玛丽和她的同伴，离我丈把远，一直在不断地聊天，聊些什么却听不清晰。间或，就又听到黑玛丽叽叽嘎嘎的笑声，也不知她在笑些什么，依然是高兴快乐的笑。我直起腰来喘息时，却发现她们俩都在看我，黑玛丽的目光直愣愣的，好像我是个什么物件，她的同伴则依旧用眼角瞄我。

我避开她们的目光，转过头去。

歇晌时，娃娃婆姨担着罐罐，把水和饭食送上山来。小狮子撅了两根细豆杆给我当筷子，改洋的太爷爷掰了块玉米馍馍递给我，我咬了一口，酸得我差点没吐出来。

太爷爷很老了，倨偻着腰，满脸折皱，脖子的上皮肤，松松垮垮地搭拉着，身上的衣服也和改洋一样，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他问我：女子，这苦受得下吧？

我还没回答，黑玛丽却在一旁叽叽嘎嘎地笑：受不下也得受！

太爷爷却又道：先前，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想想还是地主好哩，秋天里上山割糜子，拔豆子，天天都是黄米馍馍油馍馍，荞面凉粉，敞开肚子，管够吃。

黑玛丽又笑，叽叽嘎嘎，笑不够地笑：地主老财咋这么好心肠哩！

太爷爷叹息：那阵儿的地主，哪个不是能干人?人要能干，心肠还要好，要不他也当不成个地主。

黑玛丽依旧叽叽嘎嘎地笑：您老，这话可就反动啦！

我看着黑玛丽笑了笑，她却没有搭理我，好像也不想搭理我。

第二年的春天，黑玛丽和她的同伴一起招工去了县里新建的糖厂。陕北没有甘蔗，用糖萝卜榨糖。那糖褐黑色，含在嘴里带着丝丝烧焦的苦味。黑玛丽去了县里糖厂后，我没有再见过她，也不知她过得好不好，但却忘不了她的哭和笑。

也就是黑玛丽招工去县糖厂后没两年，我认识了D，她家也住在牛街，也是回民。有一年冬天，回北京，给她从山里捎了点东西，东问西问，才摸到她家。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大杂院，一间小屋。我惊到了，非常非常吃惊。家徒四壁。除了床，方桌，凌乱的杂物，用北京人的话来说，什么能瞧上眼的东西都没有。她爸黑袄黑裤，跟陕北老乡一样，趷蹴在铁皮炉子旁，双手拢在袄袖中。她弟弟说话和黑玛丽他们一样，儿音咬得很重，像是卷着舌头。

不由得就又想起黑玛丽。黑玛丽家也住在那一片。大概和她的家境也差不多，真正的无产阶级。

D的父亲是拉三轮的。

常常会想，文革、上山下乡，最倒霉的可能还不是我这样的狗崽仔，也许黑玛丽们更悲催。人对人的摧残，除了皮肉上的，更重要则是精神上的：让你没有书读，不会思考，永远休想从粗野愚昧的泥沟里爬上来，反而对把你扔进泥沟里的人像狗一样依恋。这是艾米莉在她的《呼啸山庄》里的思索。

不知道已经老了的黑玛丽，现在哪里，回没回到北京？会不会依然叽叽嘎嘎地笑说：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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