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又没写，他装什么病！”美国纽约，狱警冷眼看囚犯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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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什么问题。若有问题，档案里早该写明了。”

我听见一位持证心理健康顾问对狱警说出这句话。两人并肩站在观察室那扇占了大半面墙的有机玻璃窗前，透过玻璃监视着一名被关押者。这间牢房用于收容有自伤或伤人风险的人，里面的男子正明显陷入崩溃状态：他来回踱步，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们当时在美国纽约州戈申市的奥兰治县监狱B-4病房。这是一个精神健康监护单元，在囚犯和工作人员口中被称为“逃生单元”。当时我19岁，刚入狱不久，已被确诊患有多种精神疾病。我天真地以为，那个牢房里的男人会得到某种帮助。然而，那天我领悟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美国纽约州的监狱系统里，除非你的精神疾病已经被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否则你根本得不到任何心理健康服务。

2014年被捕时，我已持有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书：对抗性违抗障碍、抑郁症和严重焦虑症。此前我一直在服用处方精神药物，而且我随身带着相关文件，入狱后便被纳入了精神健康管理名单。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算是幸运的。入狱前，我有家庭医疗保险，能看得起精神科医生——这是许多人没有的待遇。正是这份‘特权’——负担得起治疗并拿到书面诊断的能力——让我获得了监狱心理健康服务的‘资格’。尽管服务十分有限，但我至少能每月接受随访、获取药物，并被安置在比普通监区更能满足需求的居住单元。

然而这一切都谈不上治疗。既没有心理咨询，也没有互助小组，更没有机会去理解自己的经历或学习应对方法，尤其是在监狱这种高压环境里。我被关押的单元更像一个仓库，而非疗愈之地。它只是把显露症状的人暂时锁起来，等到他们看起来‘正常’了，再筛选回普通囚犯群体中——我最终的结局也是如此。

2017年，我被判刑并转至美国纽约州惩教与社区监督局（DOCCS）管理的州立监狱。我本期待能延续原有的治疗方案，却发现境况更糟：所谓的治疗被简化成了一张勾选清单，如果你没有被‘登记在册’，就丧失了治疗资格。在这里，决定你是否能得到医疗的，是文书，而非你这个人。若入狱前有精神科医生，或许能被列入诊疗名单；若没有，无论你多么痛苦挣扎，都可能被忽视。

当我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抑郁加剧、甚至产生自残念头时，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不过是康复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现实无法忽视。我目睹有人因入狱前未获正式诊断而求助无门。我倾听那些人的讲述，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出现幻听，却只因为从未踏进过监狱外的诊所，如今便求助无门。还有人描述着自己的恐慌发作、慢性失眠或难以承受的焦虑，却被告知：“你不在我们的病例清单上。”

他们的痛苦不被承认，只因从未被记录在档案之中。惩教人员，甚至某些心理健康助理，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欺诈行为，认为患者是在夸大病情以获取药物、逃避惩罚或免费获取兴奋剂。

除非你入狱时已患有精神分裂症或精神错乱，否则往往会被漠视。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些足以令无数人丧失行动能力的病症——在这里被轻描淡写地归咎于“情绪波动”或“不良行为”。它们不被视为医疗问题，反而被当成了品格缺陷，似乎这只是意志力的问题，而非身心健康的问题。

美国纽约州惩教署的数据显示，目前约有29%的在押人员正在接受心理健康治疗，这比2022年的26%有所上升。但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指出，全美近半数在押人员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这种差距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许多人入狱前已饱受病痛折磨，若此前未获得诊疗机会，其痛苦便永远无人知晓。

2018年，我在美国克林顿惩教所服刑期间停用了精神类药物。药物的副作用——体重增加、疲惫不堪、情感麻木——已经让我难以承受。当我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情绪更加低落，甚至产生自残念头时，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不过是感觉好转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我并未好转。我领悟到：在监狱里，药物往往是唯一可用的工具，而这种工具也仅限于那些符合书面资格的人。真正的关怀——如心理咨询、创伤知情疗法和团体支持——几乎不存在。州政府将药物视为治愈的替代品，而非治疗手段之一，将人类的痛苦简化为剂量与服从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哪怕仅一天的监禁都可能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而监狱环境只会加剧这种伤害。持续的监控、不可预测的暴力、长期与家人分离，以及对自身生活的彻底失控，这些绝非简单的压力源——它们是渗透到每个清醒时刻的创伤。

然而，司法体系拒绝承认这一点。筛查机制极少考量监禁本身造成的心理创伤。当囚犯出现崩溃迹象时，其行为往往被视为纪律问题，而非危机。他们得到的不是治疗，而是违纪处分；不是照护，而是隔离监禁。档案里堆积的不是诊断报告或治疗方案，而是违纪记录。结果可想而知：出狱者比入狱时更加脆弱，带着未愈合的伤口重返社会。

这个档案系统不仅辜负了具体的人，它更是在保护这个体制本身。通过将治疗与前期诊断挂钩，纽约州惩教署巧妙地推卸了责任。若某人陷入精神错乱，但入狱前从未被诊断，州政府便可宣称：“档案里没有任何记录。”

这种痛苦被刻意隐匿，藏在政策术语和官僚逻辑之后——而这些逻辑将责任置于生命之上。这面盾牌既节省了开支，又规避了问责，让立法者得以宣称自己正在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却无需为此投入实质资源。这是一种伪装成政策的紧缩手段，其后果早已深深地刻在了那些被抛弃者的脸上。

心理健康服务必须覆盖所有人，而非仅限于那些有书面记录的人。所有人员入狱时及服刑期间，都应定期接受筛查，且筛查必须由独立的临床医师而非狱警执行。每所监狱都应提供谈话疗法、团体辅导以及创伤知情护理。工作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以识别痛苦的征兆，并用关怀而非惩罚来回应。我们需要一个承认监禁本身即为创伤的体系，一个帮助人们在囚禁中生存下来，而非彻底崩溃的体系。

我们深知，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疾病会推高再犯率，加剧贫困与暴力的恶性循环，并助长可能导致自杀的绝望情绪。美国纽约州每年在监狱系统投入超过30亿美元，却仍在医疗资源上吝啬到仿佛承认痛苦的存在本身，代价就已过高。

事实恰恰相反——忽视，才是真正的沉重代价。人们带着未愈的创伤、动摇的心理状态重返社会，再犯的风险倍增。社区为此承受重压，无数家庭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当前，纽约州惩教署仍将精神疾病视为一个后勤问题。但监狱高墙内发生的，远比这更深刻。人们正在承受痛苦，有人正在精神崩溃，还有许多人，正带着档案永远无法记录的伤痕走出这里。我们无法仅靠药物解决这场危机。治愈需要的不只是处方，更需要关怀、陪伴，以及一个真正关注‘人’而非‘文书’的体系——因为那些未被记录的事物，依然重要。

高墙之内，那个曾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的男人，他的痛苦是否被“登记在册”了？或许没有。他只是无数个“档案里不存在”的缩影。当一个体系只愿承认纸面上的痛苦，那些未被记录的挣扎、沉默的崩溃，便只能在阴影中回荡。一个灵魂需要多少道伤痕，才能换来一次被正视的资格？这个答案，显然不应由文书来决定。

在高墙、系统与规则面前，个体的痛苦该如何被看见？如果你对心理健康与制度困境也有自己的观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作者：德文·A·乔达诺 (Devin A. Giorda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