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中医” 李伯藩,行医几十年只给病人开方,从不卖药,每天还要工作近十小时,之前用一副药方解过瘟疫,八味药就治好过疑难杂症,连国家发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也果断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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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啥能这么与众不同呢?
要懂李伯藩这人,得用他自己算账的法子,可不是世俗里那种加钱加荣誉的加法,而是他专有的 “减法”,有时候还得算 “加法”“乘法”,但核心全是减那些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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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辈子最先就是从一场 “减法” 开始的,主动把那些看着光鲜、却可能让他忘了初心的东西,全给清出去了。
2001年那阵,儿子李少华寻思这是天大的荣誉,赶紧把 “国务院特殊津贴” 的申报表填好,递到他跟前,要知道这可是国家级的待遇,不管是名声还是实惠都少不了,换旁人早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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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连那东西扫都没扫一眼,直接就对着儿子训话:“我不需要,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这一减不光把国家给的荣誉、还有配套的物质奖励给减没了,连别人眼里能往上走的 “台阶”,也给一并扔了,儿子当时可能还委屈,可他心里门儿清这些东西会分心,不如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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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退休了,找上门的诱惑更实在,好几家医院都想挖他,给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好,其中有个三级乙等医院,开出的条件简直让人没法拒绝。
工资你自己说多少就多少,儿子儿媳能给安排正式工作,连孙子以后上全县最好的学校都包了,还送房子送车,等于把全家后半辈子的好日子都铺好了,换谁不得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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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李伯藩一点儿没犹豫,特意把家里人都叫到一块儿开会,他没跟大伙儿商量 “接不接” 这事儿,而是跟家人掰扯明白为啥不能接,还劝他们多理解自己心里的想法。
最后硬是把这块送到嘴边的 “馅饼”原封不动地推了回去,这又减了一次,把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财富机遇,也给减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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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日子里,他的 “减法” 做得更彻底,退休十八年,天天在自家小院的诊所里给人看病,一直守着 “三不” 的规矩:不设药房、不卖药、一分钱诊费都不收,就光开个处方,让病人自己去外面抓药。
常有病人看完病觉得过意不去,悄悄往他桌上塞钱,或者趁他不注意把钱放抽屉里,他每次都有个固定动作,赶紧把钱卷在处方单里,追上病人塞回去,就用一张纸,轻巧地把钱给 “减”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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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你这么干图啥啊,一分钱不赚” ,他总说:“国家给的退休金够花了,多那点钱没用。”
这么多年 “减法” 做下来,李伯藩的人生里没了多余的东西,只剩最核心的:当医生的纯粹,他眼里只有病人,心里也只想着看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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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藩一边给自己的好处做减法,一边在 “当医生的责任” 上拼命做加法,专门挑那种又难又苦的地方钻,主动给自己揽活儿、加担子。
1963年那会儿,他才23岁,正是年轻有劲头的时候,却自己找上门申请要去全县最偏、最穷的拉乌彝族乡,那地方路远得很,还穷得叮当响,连个正经看病的地儿都没有,去了就别想再过舒服日子。
可李伯藩没犹豫,收拾收拾就去了,成了那地方第一个能正经看病的医生,在大山里的十年,他天天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山路上坑坑洼洼,有时候还得淌河,就这么挨家挨户给彝族老乡看病。
不光看病,他还带头掏腰包又发动身边人凑钱凑材料,硬生生建起了乡里第一所卫生院,这十年的苦日子就是他主动给自己加上的基层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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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2年,宾川县闹起了 “鸡山病”,其实就是柯萨奇病毒在作乱,这病毒凶得很,得了重症的病人眼看就不行了,西医试了好几种法子都不管用,没人敢接这烫手山芋。
又是李伯藩站出来迎着困难上,他靠着自己扎实的中医本事,翻遍老方子,再结合病人的情况琢磨新药方,别人都劝他别冒风险,他却一门心思守在病人跟前,看着情况随时调药。
最后他硬是从死神手里把16个重症患者抢了回来,连那场能写进县志的疫情也给压下去了,这一次,他给自己人生里加上的,正是敢跟死神硬扛的担当。
他的 “加法” 还藏在细节里:哪个病人该复诊了,他都记在小本上,到了日子没见人来,他不觉得是病好了,反倒着急,琢磨着是不是病人没钱抓药,或是家太远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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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听说有个农民得了肾病,因为欠了钱就停了治疗,李伯藩心里不落忍,自己走着去寻人,四十多公里的山路走了大半天,鞋都磨破了才到。
之后半年他天天往这农民家跑,免费调方子、盯恢复,最后总算把这人的病给治好了,这几十公里的奔波就是他为每个病人额外加上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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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不停减自己的好处,一边往医者责任上加担子,李伯藩心里的秤拎得门儿清:自己的得失轻得跟啥似的,老百姓的病痛才是顶顶重要的。
李伯藩的选择不是凭空来的,是从父亲李子宽那继承的 “医道基因”,再加上自己的精湛医术,产生了 “乘法效应”,影响比常人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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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是三代行医的人家,一九三九年日军细菌战让宾川闹起霍乱大爆发,李子宽站了出来,钻研医书配出药,在路边免费发放,还组织医疗队搞隔离,到一九四零年初就把霍乱扑灭了。
父亲的做法深深刻在了李伯藩心里,父亲临终时只说了一句话,“医生要以治病救人为本”,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信条,而且光有医德还不够,他的医术才是让 “乘法” 能真正生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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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太多正规教育,却从小读医书,18岁行医后把古籍理论和大量病例结合,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最出名的是个8味中药的方剂,能治癌症、糖尿病这些疑难杂症。
肾功能衰竭患者杨建美,在西医院花十万没好,找他治后居然能下地干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把父亲的医德和自己的医术融合,产生了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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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建的宾川县中医院,在他15年清廉治理下,成了 “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把他的理念传给更多人。
现在快84岁的他,还在小院里每天坐诊近10小时,说自己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可这六十多年的 “普通”早就成了真正的 “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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