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头号汉奸抗战胜利后判死刑，行刑前1上将说刀下留人竟活下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这场反对外来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正义战争，可以说是全体国人通力合作、群策群力的结晶，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在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慷慨赴死，英勇抵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这些在抗战中舍生取义、壮烈牺牲英雄烈士们的业绩永载史册，万古长青，时至今日将近百年，后人依然深切缅怀他们英雄事迹。

然而，在这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却也有那么一小撮民族的败类，他们生长在华夏大地，喝着祖国母亲乳汁长大，身受大好河山的滋润，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 子”，成为可耻的汉奸，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汉奸，私欲膨胀，罔顾民族大义，卖国求荣，甘心附逆，利用手中的职权，制定一些经济掠夺之策，滥发伪币，扰乱金融秩序，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坑害人民，利敌资敌，还资助日伪军购买军火以维持战事，成为日寇侵华的爪牙，比如被后人称为湖北四大汉奸之首的石星川便是典型的一个。

湖北武汉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武汉，别称“江城”，有“九省通衢”之称，由于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武汉地区就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抗战时期，日军动用35万的重兵，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北麓去用陆、海、空立体作战的方式合围武汉，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攻下武汉，是役史称“武汉会战”，日军攻下武汉之后，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从那些流传的老照片就可以看出，那些侵略者的攻陷武汉时群魔乱舞便可略见一斑。

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日军推出由其控制的傀儡政府，实施对武汉三镇的殖民奴化统治从湖北档案馆藏《日寇侵华秘密内幕》等文档回眸那段历史，日本驻汉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指使特务部长森皋，搬出石星川等大小汉奸，成立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由石星川当参议府副议长、议长兼伪政务训练院院长等职务，他积极参加“庆典”活动，并题词“省政树立，如睹环拱，炫耀群伦，建设东亚，亲仁善邻，自今伊始，百度维新”之类，媚态百现，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机构，都是日本人掌握实权，为了控制武汉这一华中重镇，为侵华日军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

由于武汉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为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统治工具，通过培植大量伪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与我国抗日军队形成长期的军事对峙，经济上大肆掠夺华中地区大量的战略物资，并且在其统治区域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石星川可谓是不遗余力，担任“中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总裁，成为日伪在华中的金融枢纽。特别是石星川发表《中日文化交流合龙之前奏》，胡说什么只有与日本合作，“自大东亚战争，揭开序幕，东亚领导者友邦日本，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信念，本武士道之精神，东亚共荣圈之事业才可守成。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还不算，在后来的汪伪政权中，石星川担任湘鄂赣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将盐政、戒烟、统税三局收归“整理委员会”直管，一时三个省均纳入其势力范围，他私欲膨胀，罔顾民族大义，极力协助日伪政权行事，附日伪经济掠夺之策，滥发伪币，扰乱金融秩序，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飙升，民不堪命，还资助日伪军购买军火以维持战事，成为日军侵华的爪牙。使武汉成为日本在华东、华中的神经中枢和军事中心，是日军军需物资的集散地，在码头和仓库里储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一时人民陷入苦海的深渊。因此，石星川也成为湖北“四大汉奸”之首。

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日军受降仪式，驻汉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向中国陆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投降，一直助纣为虐石星川的傀儡政权终于结束了其可耻的非法统治，与他一起参与其中的伪职人员近400人以汉奸罪名被逮捕起诉，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快，湖北高等法院以“通谋叛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对石星川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然而，快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一名国军上将出面，他竟然保了一命，这个出面的国军上将名叫商震，那么，他为什么会去保这样一名大汉奸呢？

我们先说说石星川。他原名承楷，字敦人，号汉航，别号参人。祖居湖北兴国州墈头石高村（今湖北阳新七峰乡），后迁兴国州城（今湖北阳新兴国镇），他的父亲是一个私塾老师，在父亲的教育下，石星川从小就读四书五经。可是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参加老家的乡试，屡试不中，没有办法去当文官，不过此人喜欢军事，平时喜欢看和军事相关的书籍，随后他弃文从武，来到省城，加入了湖北新军，在部队当了两年兵后，被送往武昌的军事学堂学习军事。

没有想到的是，他学文不行，学武倒真的选对了，在湖北新军工程营，因其军事学术优秀，晋升为武昌武普通中学的领班兼助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经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资助，石星川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主修步兵科，就在他留学期间，当时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已经建立了同盟会，因此石星川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石星川从日本回到国内，在湖北陆军小学堂担任副监督，并在次日成为武举人，就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旋经清廷陆军部铨选，充任奉天陆军陈宦部步兵第七十八标统带（相当于团长），他率部驻锦州。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名叫商震的青年，因在长春协助熊成基反清起义，因做事不官熊成基被清廷抓捕并“就地正法”，商震也受到通缉，历经磨难，万般无奈之际，商震辗转逃到锦州到新军当一名学兵，此时，新军标统石星川对他十分器重，还给他提拔，同时保举他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深造，商震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里面不仅系统的学习了新式军事知识和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外语和文化知识水平，商震的六边形的能力逐渐开始成型。他的这一段过往，自己认为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因此，对石星川认为是他的贵人。

后来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商震混得风生水起，特别在阎锡山那里表现的十分出彩，升任他为晋军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河北省主席、晋绥警备司令部司令、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兼豫北绥靖分区司令及河南省保安司令。抗战时期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授予二级上将军衔。

日本投降后，商震担任驻日代表团团长，为审判日本战犯做了大量工作，在东京审判之前，商震提出了引渡日本侵略中国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第59军司令官谷寿夫、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第二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的要求。同时要求立即逮捕并引渡第三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逮捕并引渡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多田骏、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等。麦克阿瑟提出了由美国单独审判的提议，对此，商震坚决反对。他们联合苏联、英国、法国等国代表团写了致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反对美国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霸权主义的提法出自商震之口，受到一致称赞。对此麦克阿瑟强烈不满，要求撤换商震。

东京审判商震监刑

商震虽然早期是一名军阀，但没有半点旧军人之恶习嗜好，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故屡著战功。后人评价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赋性慷爽，持躬极严。平居俭朴，治事甚勤，颇具自强不息之精神，平生饱经沧桑，又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一直认为石星川当年在自己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提携过自己，才有日后的成就。因此，石星川判处死刑之后，他很快就出手相救。

不过，大家可能会疑惑，本来商震是石星川的下属，为什么两人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呢？原来，辛亥革命后，石星川回到湖北，服务于黎元洪的武昌都督府，并得到赏识。1913年2月19日，他被任命为湖北第1旅旅长。随后，他的官职不断升迁，至1917年已是湖北陆军第1师师长、荆宜镇守使和陆军中将，荣获多个勋章，他属于湖北的实权派。他的人生之路似乎进入一个高光时刻。

然而，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军阀段祺瑞一直想武力统一南方，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就支持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护法政府，和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抗。孙中山派蓝天蔚到荆州，劝说石星川响应护法运动，石星川本来就不满段祺瑞，因此答应在荆州起兵响应护法运动。他被任命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面对石星川等人在湖北的起兵，北洋政府特别慌张，湖北督军王占元立马派人拿了八万大洋去安抚他们，北洋政府还派石星川的亲弟弟，亲自去劝说石星川不要“造反”，被石星川拒绝。

随后，北洋军阀三路大军进攻石星川，双方在宜昌磨盘山交战，那时军阀只顾自己的利益，都是各自为战，使他这一支成了孤军。另外，石星川虽是中将师长，后经过招兵买马总共只有11个营，装备良莠不齐，再加上各地调防，兵力部署七零八落，怎么抵挡北洋大军入境？况且联军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以护法之名扩充地盘，内部矛盾重重。尤其他的那些部下不听指挥。在宜都之战时，石星川一个部下居然携款私逃，军费61万不知所踪；其次在战败之后本想逃往湖南，但是部下却不同意，差点发生内斗。

更为重要的就是石星本来属于墙头草一类的人，见风使舵。看到护法军形势大好就宣布独立，妄想加入联军也扩充一下自己的地盘。在独立之后，逼迫商人们捐款；在战败之后，授意部下抢劫商铺，后来又成为日伪的爪牙。石星川兵败，最终退出荆州，解散军队，与另外7位“空头将军”结成“将军团”，利用本身特殊势力，经营实业，他垄断湖北的官办企业，开办了纱厂、矿业公司、还在汉口担任水电公司的董事长，成为一个财阀。长期寓居汉口日租界。

本来，成了富翁的石星川下可以靠着自己的人脉和财富，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可是他一直不死心，想东山再起，在抗日战争时候，他选择当一个可耻的汉奸。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第六战区进驻武汉，在汉口逮捕了石星川等一大批汉奸，接下来，法院对他进行了审判，开庭公审那一天，石星川衣蓝色绸面皮袍，白发盈头，足登青色棉鞋，老态龙钟，面有愁容，具供时频频出白绸手帕拭目，一似此可一邀刑庭怜宥者。

在审理该案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刑庭入口处途为之塞，开始审问时，石星川自己辩解称，自己虽然是担任伪职，但功在国家，还称自己是一个清官。最后恳求法官：余一老叟，死无足惜，惟全家老小，舍余则生活无以为计，请求刑庭衡情论罪，减等处分。他请的辩护律师也帮腔：被告早年从事革命，功在党国，晚岁意志未坚，出任伪职，乃由于多病与被迫之故，即在伪职期内，亦多为人民谋福利之事，故不能成立犯罪上之“故意”之罪，请求法官按照惩治汉奸条例第三项规定减轻处分。

不过，接着法院不理会，随即作出判决如下：武汉陷敌，石星川即于二十八年5月应敌在汉陆军特务部长之邀请，任伪湖北参议府副议长，后升至议长及湘鄂赣三省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汉口市长。至敌人投降时止，综计连续僭窃行使本国政权治权，并执行敌伪法令，有利于敌及不利于本国，达6年以上。石逆所任各职，一面有利于敌国，一面不利于本国，事实亟为显著，虽所辩前在各职任内曾撤除棚栏，废止行礼，修筑堤防，救济难民，厉行防疫，平定物价，设小本借贷及典当，禁绝赌场，所称各点为有利汉口市民，而此亦不过为帮助敌人由压制而致为怀柔其企求，达到帮助敌人征服之目的，并无二致……

针对他的罪行，认定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本来执行枪决之时，石星川的儿子赶紧找到他的老朋友商震，请他疏通，商震果然出面请求刀下留人，遂改判无期徒刑。不过，刚坐二年牢的1948年，石星川忧郁致病，精神错乱，病死武昌狱中。

石星川是湖北本土早期的军事人物，年轻的时候是标准的青年才俊，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在东北地区宣传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石星川回到湖北，在黎元洪的提拔下，成为鄂军的旅长、中将师长，曾有过一些积极的表现，但在抗战时期却蜕化变节，沦为汉奸，其行为遭到了历史的唾弃。他的经历也成为了一个反面教材，警示着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民族大义和道德底线，否则一定会受到惩罚并遗臭万年，并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