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茗：教育在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题记：2025年6月24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14期活动举办。本文根据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化阅读实验室主任郭文茗的演讲整理。

关于AI与教育及各行业变革的研讨会很多，我们对人工智能历史的讨论和研究，通常认为它有约70年历史，从1956年或更早的1950年提出图灵测试开始算起。

我的角度有所不同，我倾向于从人类智能“长时段”演化的历史的视角，来分析和讨论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影响。从教育发展演化的“长时段”历史来看，有4个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

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人工智能发展的70年历史。

第二个时间段是500年前，德国古登堡印刷机的出现及由此推动的“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还有高等教育的学科分化。

第三个时间段可追溯到约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变革时期——从口头语言到文字和手工抄写的技术变革，在这次变革中，诞生了古希腊文明，出现了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

第四个时间阶段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人类口头语言的诞生与智人的第一次认知革命。很多人觉得口头语言不借助纸张、芯片等外在工具，不属于技术之列。但如果深入思考，发出声音是一种生物本能，但能说出桌子、椅子等约定俗成的标准化语言符号，这是一种人类技术发明。口语诞生的确切时间难以精确推算，有5万年、7万年和10万年等不同的说法。10万年是用统计模型反向推算出来的一个数字。从“没有语言”到“有语言”的变革过程，人类认知的跃迁清楚地展示了人类智能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如果再往前追溯，就是人脑和口腔结构的生物演化了。据古生物研究者介绍，10万年来，人脑体积和重量没有大的变化。因此，10万年以来，人类智能的演化就跟外在“技术”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为我们今天讨论人类智能、人工智能，以及人类智能（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接下来，我先从10万年前口语与人类第一次认知革命说起，再介绍后来的两次重大技术变革与教育变革，最后分析数字媒介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本质，并推测AI下一步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回溯人类智能与技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培根在《新工具》的序言中曾说，人并非仅凭赤裸的脑力去认知世界，而是借助于工具。口头语言就是一种辅助人类认知的工具。

在讨论人类智能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人类认知存在两个局限性：

第一，认知客体——如大自然——从不说话，不言明事实。比如在物理学领域，2500年前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近代有牛顿的《物理学》，20世纪有量子力学等，人类用一个新的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体系去挑战、更新前一个知识体系，但大自然从来不说话，从来没有说过哪一种理论是对的，哪一种理论不对。关于真理的猜想与反驳一直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第二，人作为认知主体，其对世界的直接经验感知范围有限。人的五官和皮肤无时无刻不在感知周围的环境。但是，这种直接感知受到生命的时间长度，所到的空间范围的局限。就像MIT的语言科学家乔姆斯基所说，人出生时自带一套感知运动系统，但在前语言时代，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东西，若不说出来、不保留下来，死去后他们对外界的观察和认知就会消失。因此，早期智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动物差不太多，生存条件差、寿命短，吃错东西就可能死亡。

从“没有语言”到“有语言”的技术变革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认知革命。这里，借用技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框架，来表达这一变化。

假设一个原始部落有A、B、C三个智人。他们在狩猎采摘时，发现小动物吃了某种植物后死亡，凭经验知道这种植物可能有毒不能吃。在前语言时代，这种感知无法表达无法分享，每个人都只能像神农尝百草那样一样一样地去尝试，死亡概率很高。语言诞生之后，A、B、C的经验观察就可以用语言说出来，通过听和说，让每个人关于植物的知识都增长到原来的3倍。按照波普尔的框架，这个依靠口头语言表征、在人脑以外建立起来的知识空间，就形成了最早的“客观知识世界”。“客观知识世界”是依赖表征、传播技术建立起来的。

从口语和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分析可以推论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人类智能有两个来源，一是依赖生物感知系统获得的直接经验性感知，这部分认知属于个体认知；二是借助于听说、读写、数字化读写等“广义”阅读获得的、来自人类共有的“客观知识世界”的知识。20世纪中叶，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把这部分认知称为是社会认知；

第二，技术在人类认知发展中起到了表征、存储、传播和传承的作用。因此，20世纪80年代，剑桥大学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将这类技术称为是智力技术（technology of the intellect）。

从10万年前到今天，人类认知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个体认知增长了数倍。由于医疗、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的寿命、所到的地理空间比原始智人增长了几倍，或十几倍。人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范围也有了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其次，社会认知从0到今天的生成式AI，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口头语言、文字、印刷技术、广播电视、互联网和生成性人工智能之后，在人脑以外、依赖表征和传播技术建立起来的“客观知识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广义“阅读”，获取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的知识，教科书就是印刷技术时代“客观知识世界”的载体。

人的有限的直接经验，和 越来越庞大的“客观知识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重大的技术演变与教育变革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影响人类智能发展的“智力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l10万年，口头语言诞生

l2500年前，古希腊出现了字母文字和手工抄写技术。

l500年前，德国古登堡印刷机发明，影响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出现。

l1830s，电报。

l1990s，互联网。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影响人类教育发展的技术，早期发生变革的时间间隔比较长，越到后面周期越短，表明人类知识生产、知识衰变的速度不断加快。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内卷”加剧可能跟知识总量越来越多、知识衰变的周期越来越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技术变革的加速可能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这几次技术变革，首先是技术构成要素的表征符号、载体和复制方式的变革；其次，硬技术变革带来了不同的表征和传播特征——英文称之为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第三，技术可供性又进而影响了不同媒介生态环境下的内容表达修辞和组织结构。“硬”技术+可供性+修辞表达软“技艺”合在一起，构成了不同生态环境下，知识生产、组织和传播的技术基础设施。因此，引起了社会发展形态和教育形态的演变。

（1）口语传播时代

口语的依靠嘴巴发音，靠大脑记忆、内容的“出版”依靠荷马这样的吟诵诗人的演唱；复制则依靠吟诵诗人师徒口传心授，这样就可以产生两个“副本”。师徒口传心授也保证了内容的纵向传承。

口语独特的技术机制带来了如下的技术可供性：第一，同时在场，开口即逝。不能像书写那样反复阅读；第二，内容传播受到现场互动的影响。就像现在网上很受欢迎的“脱口秀”，线下演出时演员会根据场子“热”或“冷”调整表演的内容。这就导致“口传”跟后来的文字、印刷技术相比，是一种不可靠的记录手段。

为了避免无意的遗忘，口传时代采用了富有韵律的诗歌、格言、警句等作为表达修辞手段，其中，韵律和平仄的节奏都是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以提高记录的准确性。尽管如此，口语仍然是一种不可靠的记录手段。世界上各民族流传至今的口传文化，都充满了神话、传说等不可信的内容，而且有多个内容不同的版本，这导致“口传”历史一直被归类为“史前”文明，即文字记录出现之前的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明的“文”指的就是文字。直到19世纪，施里曼按照《荷马史诗》中的线索成功发掘出特洛伊遗址和迈锡尼遗址，人们才认识到，口传史诗中包含大量早期真实的历史事件，只不过，在口语传播的环境下，事实变成了故事、故事变成了神话传说。

口传时代“十里乡音不同”，不支持远距离通信。亚里士多德说，口传社会人类合作的规模大约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口语时代典型的社会组织是原始部落。普通话——标准发音的口语——是在广播技术之后才广泛普及的。

可想而知，口语时代的教育只能依赖口头对话——这唯一的一种教育技术。孔子的对话式教学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最典型的代表。严格说来，他们实际上都处于从口传到书写的变革过程中。孔子的教育思想靠72门徒编写的《论语》传承到今天，苏格拉底则幸运地有柏拉图的《对话录》。口语时代更早的教育家的思想都没能流传下来。

有趣的是，对话式教学在AI时代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近两年，大学教育受到生成式AI的冲击，出现了“一分钟”作业的现象。很多大学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限制或者禁止使用AI。剑桥大学的对话式教学中心则反其道而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但是回到教室，我们一起来“对话”。口语对话式教学，在人工智能时代又被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

（2）文字与手工抄写时代

手工抄写技术使用字母文字作为表征符号，用莎草纸作为记录的载体，依靠抄书匠的手工抄写来“出版”图书。

手工抄写的技术可供性：文字一旦写下来就固定不变，不仅可以反复阅读，还能把分散在不同地区、保存在多个“荷马”脑子里的记忆汇集在一起，为古希腊文明的诞生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工具。

希腊修辞学和工具论的发展。希腊字母文字是世界上第一种字母文字，希腊人改革了腓尼基字母，用它为“荷马史诗”等口传故事进行标注——就像今天人工智能的标注工程师，因此，字母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在伯里克利的时代，为了政治演讲和法庭辩护的需要，希腊修辞学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这种字母文字的词汇和修辞风格。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修辞术学校，培养“说服”他人的语言表达技巧；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用语言作为探究真理的工具，而非操控他人的手段，因此猛烈抨击修辞学家。苏格拉底是最早为事物下定义的人；柏拉图把辩论作为一种方法；亚里士多德则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修辞学》《工具论》等，在中世纪成为大学教师从事知识劳动必须掌握的一种“手艺”——即Liberal Arts。Art一词早期的含义包括学科、技术和手艺等。

在我看来，希腊哲学家有两大贡献：第一，他们创造了一套在手工抄写环境下从事知识劳动的“工具”；第二，借助这些工具，搜集和整理了早期近东地区的人类经验和知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植物学》等课程，但是他创造的许多学术概念仍沿用至今，比如“以太”和人工智能知识工程中的“本体”（ontology）都是亚里士多德“造”出来的词，因此，德国媒介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称他为“最伟大的希腊语言创造者”。

文字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因此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对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希罗多德游历十几年后，将途中听到的故事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当他把希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等不同口头传说“拼接”在一起、相互“对齐”的时候，就出现了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显示了手工书写带来的知识研究“新范式”。

借助于莎草纸和字母文字，亚里士多德组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资助。他组织吕克昂学园的上千名学生，带着昂贵的莎草纸到“世界”各地去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把这些资料带回雅典，进行翻译、整理、分析和研究，他们对158种口传时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撰写了《政治学》。

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托勒密王朝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通过手工抄写的方式搜集早期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在30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购买、抢夺、骗取等各种手段，对早期人类经验和知识进行了系统地搜集、翻译、研究和整理，形成了早期辉煌的人类文明。

手工抄写的局限性很明显：制作一本《圣经》大约要用350只羊皮做的羊皮纸；一个熟练的抄书匠抄写一本《圣经》需要一年时间。这两个限制决定了手工抄写时代图书数量不足，而且价格昂贵。另外，每一次抄写中都会出现笔误。在抄写地图和解剖图时，则会严重走样。结果导致手工抄写时代找不到两本完全一样的图书。

这种种限制表明，在古希腊文明辉煌的光环下，中世纪的日常生活仍然大量倚重口头语言传播，中世纪大学的教学也严重依赖演讲术、记忆术和速记技术——这是当时文化人的主要标志，也是文化素养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学术发表主要靠演讲——Lecture：学者经过长期准备后，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发表，演讲内容经官方速记员记录或学生记录，交由抄书匠复制和抄写，这就是中世纪的知识出版形态。今天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演讲，以及著名大学的教习，就是Lecture的延续。

（3）印刷技术时代

印刷技术以铅字字钉和镌刻图版作为符号；以蔡伦发明的人造纸作为书写载体；利用古登堡印刷机大批量、精准地复制文字和图表。不仅图书出版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保证同一批次的、每一本书都完全一致。

印刷技术带来了以下重大变革：

第一，数学的大发展。

12世纪前后，阿德拉、斐波那契等数学家已经把阿拉伯数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介绍到拉丁语世界。但由于手抄书数量少、《几何原本》中的图形大量丢失，很多人不知道阿拉伯数字。即使有少量中世纪学者听说过《几何原本》，也很难想象什么是内角、什么是外角。

1482年德国印刷商埃尔哈特·拉特多尔特（Erhard Ratdolt）首次采用印刷术出版《几何原本》，系统补充约600幅几何插图，内角、外角等几何概念一目了然。

1494年，帕奇奥里《算术、几何与比例大全》出版，在10年内被翻译成各种欧洲通俗语，在欧洲普及了阿拉伯数字。

1614年，对数表出版发行，终结了“数学表”依靠六部行诗歌表达和背诵的历史。

这三方面的变革——阿拉伯数字、几何学和数学表——大大推动了现代数学的发展。笛卡尔发明了坐标系，为开普勒建立新的宇宙模型提供了“新工具”、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为记录、表征宇宙运行的规律，提出新的宇宙模型，为现代科学的“范式革命”提供了表征、分析的“新工具”。所以，伽利略说，科学的语言是数学。

第二，透视画法作为一种新语言，推动了解剖学、博物学、地理学的大发展，以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说：在观察性科学或描述性科学里，图像与其说是对语言表述的说明，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表述，特别是实用技术类内容。在现代科学史上，透视画法是现代科学史第一期出现的标志；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是第二期的标志；摄影术的发现是第三期的标志。

图文并茂的技术手册的大量印行，让中世纪弥补不宣的行会秘密公之于众，促进了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以望远镜为例，13世纪末，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就出现了透镜。通过口传，很多人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对其形状、零件以及装配等，无从得知。这项技术的改进、传播都很慢。16世纪，图文并茂的技术手册的批量印刷，促进了这项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都曾改进这项技术，高性能的望远镜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

第三，现代出版规范的形成。

标准，批量印刷，很快催生了一项新发明：为图书编页码。有了页码之后，接着出现了目录、索引、脚注、尾注、引用等。当今学者熟知的引用和出版规范，都建立在编页码的基础上。

版权制度的出现。在手工抄写时代，每一本书出版不了几册，写书不赚钱，作者不在乎署名权等权益。印刷技术时代，图书的大批量出版，为畅销书作者带来了名声和利益，著作权、出版商的专有出版权等才开始出现和逐渐形成今天的规范。

第四，利用印刷技术，挖掘和整理上千年积累的手工抄写的手稿，整理旧知识。

16世纪曾出现过一次“新文科”改革。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医学家维萨里、天文学家哥白尼等作为各学科的革新者，他们都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等，“以语言作为工具”，分别对上千年手工抄写积累、错漏百出的《圣经》、盖伦《解剖学》和托勒密《天文学大成》进行了“对齐”和整理。

第五，依靠“大航海运动”，搜集和汇集全人类的知识。

大航海的航船不仅把欧洲先进的知识传播到南美、新大陆等地区，同时，也把中国、印度、南美洲的植物、地理、天文、哲学思想等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知识带回到欧洲，在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印刷作坊中，对全人类知识进行翻译、整理、重新梳理。这是中世纪知识体系向现代人类知识体系变革的重要转折点。荷兰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通过一版又一版印刷的《世界地图集》，整理和搜集了世界各地的地理信息。规范了子午线经度，以及林奈的植物分类学说和大量的世界植物图文知识整理等。

第六，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出现。

当图文并茂的“精密科学生活的载体（表征方式）”大量涌现的时候，知识就无法依赖口语获得，而是需要“静默地扫描书面讲解”，读写取代口传时代的演讲和记忆，成为一个现代人有文化修养的主要标志。大规模3R教育（即Reading阅读、Writing写作、Arithmetic算术）的发展，推动现代教育制度变革。

16世纪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彼得·拉米斯（Peter Ramus）对现代教育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发起16世纪的“新文科”改革运动。他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逻辑学，创立了新修辞学和新逻辑学。二是提出了沿用至今的教科书编写范式（即Ramist textbook paradigm，拉米斯教材范式），核心是通过逻辑化、结构化的方式梳理知识，让学科内容更易于传授和学习。

德国教育改革家梅兰希顿、法国教育改革家斯图谟和捷克教育改革家夸美纽斯提出并发展了“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在1632年出版了《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s），书中第32章介绍了印刷术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教学术”就是仿照“印刷术”造出来的词。

人工智能的本质、挑战及机遇

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用01二进制符号表征内容；用芯片作为记录的载体；通过互联网来传播、出版内容。

与口传、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相比，在数字传播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实际上使用了两套符号：

一套是人机交互界面使用的文字、声音、图片、视频、游戏及VR等表意符号。这是人类感官能够感知和理解的语言。

另一套是存储在芯片上、在互联网上传播状态下，所有的表意符号都变成了01二进制信号。机器和算法“看到的”符号是01二进制符号，这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世界的“通用语言”。

这种独特的技术机制，是人工智能诞生的技术基础。例如，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这是人脸，它只是对两张扩展名为.jpg的图片文件进行模式识别运算，计算两份文件的相似度。同样，语音识别，人工智能只是从语音.mp3文件中识别出一段声波的01二进制串，然后输出对应的文字。

自然语言的识别更为复杂，涉及怎样把不可计算的人类资源语言变成可计算的。2013年，Google提出的“词向量”，transformer等算法都是把自然语言编成可计算、可统计的模型，从而从容量语料库中，统计分析“语词”同时出现的百分比，从而，按照概率输出一个个词语，可以进行类人的对话。

数字媒介带来的这种可供性变化之下，未来知识体系会变成什么样？这正是AI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所在。按照前面对历史变革的梳理，预测高等教育将发生以下的变革。

第一，对人类“旧知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

知识体系的数字化重构包括以下几方面：

1、知识表达的多模态化。印刷书主要使用文字、图表等来表达知识。在数字时代，知识表达融合了声音、文字、音频、视频，以及交互等表达元素。其中，最能体现互联网的表达修辞特征的就是游戏，未来知识很可能会通过游戏来呈现，对于MBA、EMBA中有创业计划的同学来说，这是值得投入的领域。

2、知识组织方式将从图书分类目录朝着超链接层次结构变革，很可能打破现有的知识分类框架，重新组织大学的课程组织结构。

3、高等教育将面临漫长的“对齐”阵痛。口传时代由于人们各自有片面认知而需要对齐，手工抄写时代因笔误需要对齐。如今，在400年印刷时代后，高等教育面临分科体系带来的知识重复、冗余，甚至内在矛盾冲突的问题，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工具”，解决旧知识体系中的“对齐”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近年来，“文科的衰亡”是知识体系重构的一个表象。

地图信息从二维印刷地图到三维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变革，是传统知识数字化重构的一个成功范例。以前的地图印在书上，是一个固定比例尺的二维地图。现在，手机上的地图可以无限放大、缩小；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则可以利用传感器和三维地图信息，进行智能决策，实现自主移动。二维印刷地图不可能支持这类智能应用。

第二，探索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数字媒介从三个方面，推动着科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1、互联网催生了“大数据”这种新型的数据采集方式，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量都超出了原有的分析工具的范畴。

2、创建科学研究的“新工具”。以生物基因工程为例，当生物学研究从分析水平发展到基因水平之后，人类全部染色体上共有30亿对碱基对，这个数量完全超出了人的阅读范围，基因的读取和比较必须依赖生物信息学这种“新工具”。

3、数字媒介呼唤新的“世界模型”。从蛋白质基因序列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从化学分子式到化学分子的三维结构研究等，都体现了对事物的一种新的表征和建模方式。

AI与未来教育变革

（1）素养内涵的变化

在口传时代，一个人能听与说，就可以获取知识，参与各种社会协作。

在印刷时代，“精密的科学生活的载体”把只会“听/说”的人变成了“文盲”，要求一个人必须掌握读、写、算的技能，才能通过印刷教材获取新知识，通过报纸、公文等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在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素养的内涵正在进一步变革，要求一个人必须掌握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只具备“读/写/算”能力的人，可能变成“新文盲”。

（2）建立支持一个人终身发展的知识坐标系

如果把人比作一个智能体的话，一个人的知识坐标系就相当于三维数字地图，它一方面可以培养一个人对知识的评价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按照人所处的具体问题场景、提供特定的场景化知识，支持人的终身发展。

要建立人的知识和人工智能的新型关系，教育变革就需要区分和明确：哪些知识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人与人工智能互动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框架，这类技术必须依靠人独立学习获得，而不能使用人工智能来应答。

这一要求意味着，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和分析人类的知识体系，并重构中小学的核心课程结构。

（3）教学场景的创新

建构在场+在线相结合的多种教育教学形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重构优质教师资源、优质内容和课程资源，以及教学流程重构的优势，创新教育教学的场景和组织模式。通过优质的课程设计、教学过程投入，积累优质的教学过程、教学结果、教学交互过程的“大数据”，为充分发挥学习分析、仪表盘等智能分析工具的作用，支持大规模的个性化学习。

教育领域目前缺乏优质大数据，像线上内容设计师等职业，未来可能会有很大发展前景。当然，这还需要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支持，教育领域受制度影响最为严重，各国都是如此。

（4）教育改革的重要性：社会变革的枢纽和示范

霍金斯《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引用钱德勒《有形的手》（Alfred Chandler）的一段描述：

l1830年和1840年间，美国一些寂寂无闻的兵工厂和铁路，创立了现代的大企业。现代大企业的创办人，全都是1817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l那段时间，西点军校校监塞耶正在引入书写、评分和考试这些新的教育实践方式。

l西点军校的学生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考试、评分和书写中心制度，并运用这些方式建构出一个全新的“企业世界”。

总体而言，AI背景下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无法适应社会大变革。同时，教育改革仍是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枢纽，它可能不是最早启动的改革，但教育不改革其他行业的改革也无法实现，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和联动效应。

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