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副教授刘瑜：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称美国名校博士仅 “精致平庸”

前言

“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

清华副教授刘瑜的“惊世”言论，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学术圈，然而，讽刺的是，她自己也是文科博士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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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在哈佛攻读博士的高材生，如今却批评文科博士“平庸”，这究竟是在自嘲，还是在自视清高？

惊人言论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一位头顶哈佛博士光环的海归学者，扔出了一句极具冲击力的话，她说，自己见过的中国文科博士，很多都“平庸得令人发指”，这评价，可谓是辛辣至极。

这还不是全部，她顺手做了一个对比，说美国名校的文科博士也就是“精致的平庸”，言下之意，国内的情况可能连“精致”都谈不上，问题显得更为扎眼。

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池塘，瞬间激起千层浪，它与其说是一个最终的结论，不如说更像一份刺耳的诊断书。

刘瑜口中的“平庸”，恐怕并非指责博士们智力不行或不够努力，它更像是一种系统性的症状，指向的是当学术研究被彻底“工业化”之后，产出模式越来越像，而真正闪光的创新价值，却被无情地压制了。

她把学术圈比作一条“产品流水线”，这个比喻简直再形象不过，从一个想法的萌生到最终变成铅字，整个过程被拆解成一套标准化的工业流程。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导师给你划定一个方向，你开始疯狂地堆砌文献综述，然后找一个时髦的理论框架硬套进去，再用一些模型跑点数据，最后裹上一层谁也看不懂的学术术语，一篇看起来“规范”的论文就这么诞生了。

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对于学者自己来说，用处很大，这是评职称、拿项目的硬通货，但对于社会呢？它的现实推动力在哪里？很多时候，答案是零。

刘瑜提到过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一位知名学者，花了国家大笔经费和好几年时间，去研究“安源罢工”，最后出来的成果，在她看来，其价值甚至还不如一篇深度新闻报道。

这绝非个例，她有一位搞经济学研究的朋友就私下透露，现在的学术发表，有时候就像做填空题，只要你掌握了那些复杂的模型模板，把数据填进去，哪怕得出的结论荒谬可笑或者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也照样能发。

这个体系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它源源不断地生产着会考试、懂套路、循规蹈矩的“标准博士”，他们是学术流水线上合格的“标准件”，但却很难成为那种能挑战范式、引领思潮的创新者。

所以刘瑜会发出那样的断言：在文科学术圈，她没见过最聪明的人。

戴着镣铐跳舞

如果说学术工业化是系统问题，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体，又是如何选择的？很多时候，所谓的“平庸”，其实是一种在重重压力下，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理性策略，一张无奈的“安全牌”。

先看一组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博士数量超过七万人，其中文科博士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这么多人涌进来，真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和知识吗？

现实可能更骨感，对不少人来说，读个文科博士，要么是为了暂时躲避严峻的就业市场，要么是想把它当成一块敲门砖，挤进体制内，捧上那个想象中的“铁饭碗”。

相比于理工科需要实打实的技术攻关，文科博士这条路，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性价比”更高。

然而，现实很快会给他们一记重拳，文科博士的就业面本来就窄，高校教职市场更是早已饱和，一个文科院系的岗位，往往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博士来抢，竞争激烈到惨不忍睹。

想进高校？光有博士学位远远不够，招聘方还要看你的出身，是不是海归？论文质量高不高，发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有没有主持过项目，能拉来多少经费？门槛之高，令人咋舌。

就算你过五关斩六将，成功挤进了体制，也别高兴得太早，等待你的，可能不是想象中的学术殿堂，而是无尽的行政事务，每天开不完的会，填不完的表，真正留给静心做研究的时间，少得可怜。

更要命的是那套标准化的评价体系，职称评审、课题申报，一切都要求可量化、易评估，这就像一个无形的指挥棒，逼着研究者们去选择那些短平快、容易出成果的“安全课题”。

于是，一个怪圈形成了：为了显得“不平庸”，大家拼命追逐那些“高大上”的理论和范式，结果研究成果却越来越脱离现实，普通公众根本看不懂，也不关心。

但是，大家别忘了文科自身的特殊性，它的研究成果很难像理工科那样，直接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同时，它又时常触及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边界，这种双重属性，让研究者们不得不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一句话。

在这样一个鼓励标准化、规避风险的体系里，“不出错”远比“出彩”来得重要，于是，“平庸”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保护。

那些不愿妥协、坚持创新的“异类”，反而更容易被边缘化，这哪里是自由的学术探索，分明就是“戴着镣铐跳舞”。

是平庸还是被误解的价值

当我们将矛头指向文科博士的“平庸”时，或许也该反思一下：这种指控本身，是不是也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批评者和公众的认知，又是否存在某些局限？

最近，考研名师张雪峰也发表过一番争议言论，他直言“所有文科专业都是服务业”，其核心就是“舔”，这话虽然粗糙，但和刘瑜的批评，在底层逻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指向了文科领域的某种“无用”和“缺乏新意”。

这类批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跨界比较的误区，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文科研究“平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它的结论往往能被大众理解。

而理工科呢？因为其高耸的专业壁垒，外行根本看不懂，反而产生了一种“不明觉厉”的敬畏感，用评价理工科的“硬核”标准去衡量人文学科的“关怀”，本身就是一种标准错位的偏见。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批评者刘瑜本人，她的身份非常复杂，甚至充满了矛盾，她既是这个体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也是这个体制不折不扣的成功者和受益者。

身为清华副教授，她手握话语权，享受着体制内的资源，按照规则发表论文、评定职称，这种“边走边骂”的圈内人姿态，让她对体制的弊病洞若观火，但也让她被贴上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标签。

有人认为，她的言论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基于其西方顶尖名校教育背景的优越感，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英姿态。

甚至有尖锐的评论指出，她本人恰好就卡在“精致”与“平庸”之间，正是她所批判的那种现象的一部分，她对自己的论文也未必那么自信，甚至也参与过她所不屑的类似项目。

她之所以敢于如此直言不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地位和背景，让她拥有了“说了也不会出事”的特权，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恰恰揭示了体制的复杂性。

她的声音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虽然刺痛了很多人，但也确实点破了“皇帝的新衣”，引发了宝贵的反思。

这些批评往往忽略了文科最根本的价值，文科的本质，很多时候是在为社会构建规则、提供解释、凝聚共识，其从业者需要在规范内行事，无法追求天马行空的绝对“自由”。

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常常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显现，眼前的“平庸”并不代表最终的“无意义”。

结语

“文科博士平庸得令人发指”，这句话像一声惊雷，炸出了学术圈内外无数复杂的情绪和思考。

当我们层层剥开这个标签，会发现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判断题，它既是学术工业化时代下的一种系统“症状”，也是无数个体在体制压力下的理性“生存策略”，同时，它更折射出整个社会在评价文科价值时，所带有的某种“结构性偏见”。

因此，与其粗暴地给一个庞大的群体贴上“平庸”的标签，或是简单地为其辩护，远不如将刘瑜的这次“开炮”视为一个契机，一个促使我们所有人去认真审视、反思和探讨的契机：

我们究竟该如何改革僵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如何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需要长期投入的创新思想，提供一片能够生长的土壤？如何让学者们能够、并且敢于去追求那种“不平庸”？

直面这些真实的困境，并寻求改变的路径，远比单纯的指责或辩解，来得更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