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了买淀粉肠女生车钥匙和家门钥匙的,原来还是个副校长啊!那这件事的恶劣程度那就更加翻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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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很多学生都自发的来到校门口买烤肠声援那个女生,连卖烤肠的阿姨都很莫名其妙的表示:也不知道咋回事,淀粉肠的生意怎么突然好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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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网友们的热切关注下,学校终于又发了一个情况说明:
2025年11月1日12时(中午放学时段),我校一同学在购买小吃时,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南校门学生出行通道上,当时正值放学人流高峰,为避免造成拥堵,影响其他同学出行,当值副校长对其进行劝离未果,随即拔下该同学车钥匙,引发双方争执。经调查,事情发生过程中,双方均有不当行为,经批评教育,均认识到错误,达成互相谅解,并当时归还该同学车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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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不说这个通告里面对副校长和女生的批评时间进行故意诱导混淆的话术,我们就说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逻辑错误吧,请问,既然这位副校长是因为这个女学生电动车停放不规范所以才进行管理的,那么请问,他抢走了女生的车钥匙之后,能解决电动车的停放问题吗?那不是会造成更长时间的拥堵吗?所以他真的是在解决问题呢?还是在故意在一个女生面前耍威风呢?
而在校方的通报当中,最让人无语的是那句“双方均有不当行为”。好像这么一说,那个可能连交警都不管的女生在校外停放电动车的无心之举,竟然就可以和一个副校长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她人财务限制她人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相提并论了。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学校仍然觉得这个副校长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个事!拿走你的钥匙怎么啦?我们这是正常的管理!就你们一帮网民在那里不依不饶的!人家女生和副校长都已经互相谅解了!冲突已经圆满解决了!双方已经冰释前嫌了!你们一帮外人就是不想看到我们这样一副和谐的图景!
但我们想问的是,这个女生她敢不谅解吗?
在校园的权力结构里,女学生本就是弱势一方。面对副校长——学校管理层的代表,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有多少底气可以说“我不谅解”?她的学业、她在学校的处境、她对老师的“印象分”,都可能成为隐形的枷锁。所以,这种“谅解”,更像是一场权力不对等下的妥协,是学生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毕竟,女孩如果真的不原谅的话,那位副校长难道该真的能低下他那颗长满横肉的头颅吗?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些学校管理者,会如此理所当然地觉得学生的权利不重要,甚至可以把学生的权利踩在脚下,就像大同的这位副校长一样,竟然把侵犯学生财产权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正当的“管理”?
这当然有他个人的素质问题。但这也不是一句“人品问题”就能简单的概括的,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背后是一套深受历史、考评机制、文化糟粕所影响的扭曲逻辑:
首先,从历史上来讲,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文化其实并没有断根,一些人心里仍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即真理”的潜意识的。我们能在一些学校管理者身上,看到一种落后的、返祖式的权力观,那是因为在一些管理者心中,学校不是一个平等的教育共同体,而是一个微缩的“王国”,或者说是一个现代版的县衙。学生就是一帮刁民,校领导就是县太爷,每天负责的就是惩罚和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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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封建的纲常伦理中,“父母官”对“子民”是拥有近乎无限的管教权的,只要他的出发点是“为你好”的,那么他的手段就可以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本意是强调师者的责任与关爱,但在扭曲的权力观下,演变成了“我是你爹,你就得听我的”的霸道逻辑。于是,学生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被视作需要绝对服从的“子民”。学生的权利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完全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和情绪状态。
而那个副校长拔钥匙的行为,其潜台词是:“在这里,我说了算,你的财产权、自主权,在我定的‘规矩’面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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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掌控学生的私有财产和身体自主权,他们就可以宣示并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
其次,光有文化基因还不够,必须有现实的环境土壤,才能让这种漠视权利的种子生根发芽。而我们当前的学校管理制度,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温床。
要知道,在现如今的学校考评体系中,“不出事”是最高准则。学生成绩是显性的,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权利意识、创造力的培养,则是隐性的、难以量化的。因此,管理者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确保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学生停车在通道,哪怕只是买根淀粉肠的功夫,在管理者眼中也是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一个可能被上级扣分的“污点”。为了消除这个“不确定性”,侵犯一个学生的“小权利”,就成了维护学校“大秩序”的“必要代价”。
而窦娥尚有六月雪,可是现实中最弱势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衡管理者的手段的。学生如果受了委屈,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就像本次事件,最终通告里说的是“双方均有不当”“互相达成谅解”。你有冤屈吗?没有!你有的是和副校长一样的过错!算啦!你就谅解一下副校长给大家看看,我们也不追究你的责任啦!
在这种扭曲的考评机制中,校领导怎么可能有错呢?有错那也是因为你学生有错在先,把我们给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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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你好”的道德绑架。这是最经典的叙事。当大同四中那位副校长拔下钥匙的瞬间,他心中或许真的荡漾着一股“为民除害”般的正义感:“我这是为你的安全好,为校园的秩序好!”而这种逻辑,我们其实可以在父母的掌控里,教师的训诫里,领导的教诲里都能看到。这是一种“善意的霸凌”,一种让你有苦说不出、反抗即无理的终极话术。
这种“为你好”的实质,是一种话语的道德绑架。 它蛮横地剥夺了对方定义“什么是好”的权利。学生觉得“在紧张学习后,花五分钟享受一根淀粉肠的快乐”是一种“好”,而管理者则认为“绝对服从、杜绝任何潜在风险”才是唯一的“好”。在这场关于“好”的定义权的争夺中,权力大的一方,自然就垄断了“真理”的解释权。
而他们之所以那么需要“为你好”这样一个借口,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为他们喜欢的这第四个扭曲的管理思维去找一个辩护的理由。
现如今,一些学校的管理者们,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管理”的本质是为“教育”服务的。
他们把学校当成了工厂,把学生当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他们的核心任务是确保产品整齐划一、不出次品、按时出厂。至于产品的感受、产品的个性、产品的权利,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参数”。副校长面对学生违规停车,他脑海中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利用这个契机进行一场关于规则意识、公共责任的教育,而是如何最快速地“消除他认为的违规状态”。而拔钥匙,这是最无需动脑、最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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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教育者!他们时刻扮演的是一个监工、监狱长的角色。所以,我们在一些教育工作者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一个教育工作者该有的教育智慧和人文素养了,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身上散发出一阵流氓地痞甚至是黑恶势力的傲慢和残暴。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权力。因为他们缺乏更高级的、基于沟通、引导和信任的教育方法。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但这些低水平的管理者,他们只会“假于”权力这把锤子,于是他们看所有问题就都成了钉子。
所以,为什么一个副校长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一个女学生的财务,并且恐吓威胁一个弱小的学生,这其实是因为,在他脑子里有千年官本位文化的细菌,脚下有扭曲的考评机制的“温床”,手中有用来捆绑别人道德的被曲解的“为你好”的枷锁,而他们自身,又缺乏现代教育理念的“灵魂”,只能听懂一些官僚管理和狼性管理的糟粕。所以,这位放在社会上可能十分平庸可能还得唯唯诺诺的看领导脸色的副校长,此刻,在一个买淀粉肠的小女生面前,突然就挺直了腰杆,找到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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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位副校长可能没想到的是,当他在一个小女生面前寻找那点可怜的自信的时候,学生们却用买女生买过的烤肠这样一种“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方式,给了这位副校长一个温柔且响亮的大逼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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