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作家周荣池，又获奖啦！

11月5日，由《青年作家》杂志社联合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第十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在成都举行了颁奖仪式，我市作家、扬州市作协主席周荣池的长篇散文《父恩》获得“非虚构作品奖”。

华语青年作家奖旨在奖掖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作品需为2024年度发表出版，注重“现实关怀、形式创新与美学深度”，被誉为“中国文学新血孵化器”。本届参评作品326部，覆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非虚构作品、文学批评四大类别。周荣池的《父恩》是唯一“非虚构作品”获奖作品。

《父恩》以一本书的篇幅记录了一位普通农民父亲的大半生经历。书中所写的“父亲”的主要经历出生于新中国成立时，作者所主要表现的内容主要是自己记忆开端到本世纪的初叶，这一代农民的经历有其自身的独特经历，因为农村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代际的父辈有他们所承受的时代重任。家庭、集体以及时代的重担落在一个人身上，时过境迁对这样的群体进行个体化的书写，还有什么样的价值？仅仅是回顾一个地区或者说一个村庄或者一个人的过去？乡土书写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过往的事实？乡村对城市或者说现实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启示？就这些一系列的问题，记者与周荣池进行了访谈。

记者：《父恩》写了一个父亲大半生的经历，你觉得文字可以表达穷尽他作为个体的人生容量吗？

周荣池：书写并不是穷奇所有的归纳，但我也是有一种强烈的欲念，尽量将父亲的形象写得丰满与多维。但事实上现实的伦理和文学的伦理之间又有某种抵抗，这种抵抗在美学上也是存在的。很多乡土书写者总是以为“我手写我心”，但个体的认知与文学在美学和伦理上应该有某种协作甚至妥协。这并非是文学对于现实的让步，而是现实与文学之间的边界。《父恩》中父亲大半生主要的事件已经被表述，但出于对其自身和与其关联人物事件的某种现实和美学考量，我的书写是进行了挑选的。我、父辈和村庄的容量是无限的，但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也体现在我的认知，而我为村庄写了十多本书，记忆的事实难得不重复，所以今天我在书写村庄的时候变得十分的克制和谨慎。我又可以说一个父亲的个体容量是惊人的，谁也无法认识完全并书写清楚，读者也不需要我们写得穷尽，其实“父亲”又或许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标本，而给读者带来什么在于他们无尽的想象。

记者：如果横向与他的同代人相比，你觉得《父恩》中的父亲有没有什么不足？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他作为书写对象，而不选择更具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去书写？

周荣池：我写自己的父亲是出于私情，更是因为在写作实践上存在资源的便利，同时如果其他的同代人我可能要面对更多的现实和文学的伦理问题要去应对。这对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选择自己的父亲作为艺术形象的某种来源，也更可能具有真诚性。《父恩》中的父亲当然是有不足的，这种不足本身我在书稿中有了很大的体现，这反而让父亲的形象更加的丰满和可信。我为什么坚持去以自己的角度去写父亲，可能是将一次关于父辈的书写表现得更为真诚与坦荡，既然选择用散文的文体去书写，我想真诚会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将文本的精力更多地用于事实的叙述和情绪的表达，比殚精竭虑去虚构可能更为简省。今天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的经历已经非常高明，可能诚挚的表达反而更会引起共情。

记者：《父恩》中的父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样本，或者说由此也牵扯出了具体的乡村世界，你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这本书有没有将村庄表达清楚？

周荣池：父亲是村庄的一份子，他也是表达村庄的一个线索，由此牵出了乡村世界的众多的认知、情绪以及事实。这种用个体形象去体现众多现实以及时代风貌的方法，在艺术效果上来讲会有更为集中而有效的交代。事实上，时代的重担往往就是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肩膀上的。一个村庄，一块平原以及一个时代，如果失去了一个具体人作为载体和对象，书写者是很难做到及物，读者也很难更为直接和深切的体验。个人能不能把村庄表达清楚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个体内在的复杂性和村庄（或者说时代）本身都具有复杂性，他们之间能不能重复地切合或者说合拍呢？这是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而在写作实践中，我的体会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某种无从融合从使得书写更加具有挑战性和个性化的特征，如果一个人的经历对于时代完全是顺从，或者说一个时代的所有都照射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人物可能是高大全的，但未必是能竟如人意的。

记者：你在这本书的书写中有遗憾吗？

周荣池：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遗憾的开始。事实上父亲的人生一直是充满着遗憾的，这种遗憾以及与遗憾的斗争，正是书稿中的累点所在。随着人生经历和写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可能反而更多地寻找缺憾，而又十分警惕所谓的完美。如果要说具体的遗憾，就是面对父亲和现实，我没有能力将基于人性的考量书写到极致，我知道书写应该观照和安慰具体的现实和人生，而不能枉顾世情去一味任性地表达。所以，我在现实境况和文学表达中也在努力地周旋，更大限度地保护现实，又最大层度地体现真实。这并非是写作者的态度狡猾，但我们必须要面对绝大多数的认识和感受。书稿中无不体现着某种问题意识，但我在不停地衡量着尺度和维度，我觉得有些遗憾读者是完全能体会到的，不用过于去担心过分谨慎会影响艺术效果。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写作要面对私情，更要面对公义。也许我们大多数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至少也不要带来更多的困扰。这是我的一种写作观念，未必正确且肯能相对消极。

记者：村庄会不会被书写穷尽，或者说作为写作者你有没有感到情绪或者乡土写作资源的某种疲惫甚至枯竭？

周荣池：这是我一直反问自己的问题，一直在反问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在被解决，而又一直重新地出现。就像是农民在地里耕种，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自己的疲惫，联想到土地的疲惫和力量的枯竭。但是只要有阳光雨露和种子，土地始终能够生机勃勃——更为有意思的是，在野生地界有时候生长显得更加的野蛮和客观。这对我们的写作是有极大的提醒和帮助的。其实，写作比种地有更多的可能性。种地只是阶段性的一种目标，写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从以前对于写作对象和资源的容量以及未来问题的担忧，更多地转向于怎么样去表达的问题——也就是过去担心地里长不出谷子来，今天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改种什么样的庄稼。我在村庄生活二十年，加上以后出走二十年间对他的思考，在同代作家我算是“在乡”比较强的了，但是在面对父亲这一代人的时候，我的经历和认识又显得比较薄弱。但我后来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农民的深耕——我们不能深入生活，但是能够深入思考，我们的土地有限但是可以提高质量和产量，这确实也是我们写作所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记者：《父恩》几乎没有书写城市，提及的城市生活也是作为一种背景，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周荣池：《父恩》里的父亲就是一个农民，尽管他曾经有可能成为城市居民，但在他的人生中这属于戏剧性的经历，也属于一种悲剧性的根源。他如果一开始同其他人一样甘于做个农民，也许他就生不出那么多悲情的遭遇，他可能是一个很平庸但又会很幸福的父亲。究其一生的经历而言，他确实只能做一个农民，所以他进程的经历多是为了反衬其艰难以及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当然这种对抗也是有某种深意的，因为他没有机会更多地去城市，或者说他只能困守在农村，是为了更为突出地表现出乡村和城市一度间的某种对抗关系。

记者：那你觉得城市对于这位退伍回来之后几乎很少进城的父亲，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周荣池：如果城市对于父亲毫无影响，他当年就不会去天津以及太原当兵，他当然对于城市有过向往。在彼时的南角墩其实逃离可能就是一种幸事，更何况是他过了几年相对安静温暖的生活。这对于他反抗土地以及村庄的生活，带来更多精神上的暗示，这种对抗最终体现在他和村干之间的矛盾，以及后来对于城市化的警惕和抗拒。城市过去时隐隐约约在远处，甚至一度远离他们，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南角墩成为工业园区的选址处，他们的生活当然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的影响。为什么我要说“时代的重担往往落在一个人身上”，因为面对一个区域，一个村庄，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庭而言，有些改变确实没有在一个人神圣体现得更加的明确。城乡关系之间一度的对抗，就是巨大而迅猛的现代化与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对峙，就像过去一段时间的贫困和一张嘴之间具体的对抗。所以说，《父恩》中没有写父亲与城市太多的关系和事件，但城市对于一代人是有明确的影响的。

记者： 《父恩》这本书与今天的城市化有没有关系，或者说你觉得今天的乡土还能不能影响城市生活？

周荣池：反过来我们再思考城乡关系的另一个向度的问题——今天的乡村对于城市有没有影响？这可能是我写《父恩》的初衷。无论生活对于里下河平原，南角墩以一个家庭，一位父亲有多么的不公平甚至严苛，但父亲最终的解决在书中是令人安慰的，作为写作者我也近乎武断地判断，有这样的父亲在，村庄的一切就依然成立。可是这种成立，对于现实或者说对于文学的价值又究竟何在呢？我不断地书写时代的重担落在一个人的肩膀上，这究竟在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思考呢？其实，我写这些困难以及由他联系着的乡土的众多事实，就是为了表达这种情绪对今天的城市依旧有巨大的安慰。在我的长篇小说《单厍》的结尾中，我更明确地讲了很多人去了城市，但这些人虽然洗干净了手脚，其内质仍然是乡土思维，他们走进城市、建设城市并且成为现代化的一部分，说明乡村对于城市的发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不管现代化如何迅猛，城镇化多么强势，我们无可回避的是城市里还有很多的村庄、很多的父亲以及很多的故事养育着我们的生活。这样来说，父辈们吃的苦，他们承受的重担都没有付之东流——这也是我写《父恩》的动因所在。

来源：扬州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