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又搞事了！准备或已出台多项针对中国“惩罚”措施，激化矛盾

曾经高举自由贸易火炬的欧盟，如今正亲手为这火炬套上防护罩，而罩子上映照的是“中国企业日益清晰的身影”——就在刚刚，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中车参与葡萄牙里斯本地铁采购项目发起的深度调查。

这项依据《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调查，理由居然仅仅是“怀疑”中车唐山轨道车辆公司在竞标中可能受益于所谓“扭曲市场的外国补贴”。

这种近乎于“莫须有”的嫌疑指控，标志着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正在发生质变——从过去的谨慎观望转向如今的主动出击。

如果调查最终认定存在问题，中车面临的要么是合同作废，要么是虽可继续履行合同但需要支付巨额补偿，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无疑为后续中国企业在欧经营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欧委会的举措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贸易政策转向的组成部分——除了对轨道交通领域的调查，欧盟还同步启动了对自中国进口的轮胎、热敏纸等产品的反补贴调查，并首次将制裁矛头指向了中国大型炼油厂和石油贸易商。

更值得关注的是，欧盟贸易专员与丹麦外交大臣在近期公开表态，称欧盟正考虑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设定前置条件，其中明确包括技术及专业知识转移要求。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欧盟的意图十分明确：中国企业若想通过在欧盟成员国设厂来规避高额关税，就必须将智能驾驶、电池专利等核心技术分享给欧洲伙伴。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强硬姿态，在过去欧盟倡导自由贸易的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在钢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欧盟委员会近期宣布，将年度钢铁进口关税豁免配额从2024年的3300万吨骤降至1830万吨，近乎腰斩的降幅意味着“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钢铁出口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订单压力”。

南生认为：这一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欧盟对本土钢铁产业的强力保护决心。更值得深思的是，欧盟已提出在现有保障措施于2026年到期后，建立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贸易防御工具，并考虑引入更为严格的“熔炼与浇铸”原产地规则，从根本上堵塞贸易规避的漏洞。

这套组合拳的推出，清晰地表明欧盟的贸易保护已从临时应急措施转向制度化、长期化的战略安排。仔细观察欧盟近年来的贸易实践，不难发现其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倾向，试图在供应链、科技等关键领域构筑一道道“安全壁垒”。

荷兰政府以《商品供应法》为由强行接管中资安世半导体公司的案例就是明证。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基本的市场原则，其引发的后果——导致欧洲汽车芯片供应困难——也反噬了自身产业的稳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委员会自己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欧盟在研究与创新方面面临投入不足、商业化困难、风险投资萎缩等结构性问题。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欧盟的整体竞争力已然落后。

这种对竞争力衰退的深度焦虑，正是推动欧盟采取更为主动性甚至带有进攻性贸易政策的深层动因。

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变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强烈影响

美国对欧盟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成为促使欧盟加快构建自身防御体系的重要催化剂。作为回应，欧盟不仅计划进行内部凝聚，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拉美等其他市场以弥补可能的贸易损失。

与南方共同市场推进自贸安排就被广泛视为“增加应对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的筹码”。与此同时，在农业等传统敏感领域，欧盟依然坚守保护主义防线，即使是在推进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也因法国等成员国担心南美廉价农产品冲击而设置了严格的进口配额和保障机制。

在绿色转型这一新兴领域，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同样明显。《关键原材料法案》为2030年设定了40%的战略原材料必须在欧盟境内加工的目标，这种追求“自主可控”的政策导向，却因本土开采成本高昂和环保标准严苛而面临实施困境，可能反而会拖累其绿色转型的整体进度。

欧盟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与其寻求“去风险”的战略之间存在明显张力，这种矛盾心态使得其政策常常显得左右为难。

纵观欧盟当下的贸易政策，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

一方面继续通过与新西兰、肯尼亚等国签署自贸协定来维系其对外开放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在内部压力和外部分化的背景下，使政策工具箱变得愈发保守和畸形。

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愿景在安全上仍受制于对美国的依赖，这种政治安全与经济独立之间的内在张力，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政策的矛盾性与摇摆性。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欧盟贸易政策的转向反映了全球经贸秩序深度调整的现实。多边贸易体系式微，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加强，技术竞争与供应链安全考量日益凌驾于传统效率原则之上。

欧盟的转变既是这一大势的产物，也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短期内，这些保护措施或许能为面临冲击的欧洲产业提供缓冲。但长期而言，过度泛化“国家安全”和构筑贸易壁垒，必然会牺牲经济效率、抑制创新活力，最终削弱欧盟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如同饮鸩止渴，短期内或可缓解症状，长期却会毒害机体自身的创新与竞争力。欧盟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选择，不仅将决定其自身的经济未来，也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