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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
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
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但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
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岔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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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
“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
“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
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就这样,周恩来被扣押在第二师司令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所设的圈套,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
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
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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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10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
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
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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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
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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