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智化发文”风波说起：童话故事如何塑造残障者形象？

自10月25日“郑智化发文”风波发生以来，争议不断。几天之内，舆论从个体发声推动无障碍服务改善，逐渐导向了争论当事人是否在利用明星身份争取“特权”和“优待”。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公共空间对残障者面临的系统性障碍讨论的确在持续上升。人们逐渐关注到残障不仅是一种医学层面需要“治愈”的状态，更是不同群体的社会处境。然而这次舆论风波中我们得以看到，这样的讨论其实仍然停留在相当知性的、思维演练式的层面。

郑智化《水手》早期版MV画面。

多年来，郑智化最出圈的歌曲一直是那首《水手》，他在舞台上拄着拐杖唱出“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时，残障早已在那一刻成了某种再合适不过的隐喻。这些念头连同旋律曾在几代人的心中回响良久，多年后又再次在唱着那首歌的人身上集中“引燃”一次舆论，耐人深思。

那么，残障议题为何会呈现出如此表层与内里的割裂？在我们的观念深处，究竟又是如何体认“健全”与“残障”的？这些埋藏在公共讨论之下的思维方式，其实深深植根于我们儿时所听到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小美人鱼”爱丽尔渴望改变身体，为了在岸上走路曾付出一切；“半人半刺猬”的怪物汉斯为了拥有“正常”身体而费尽周折……这些曾经善良勇敢的童话故事在残障者看来也许都是某种“鬼故事”。在新近翻译出版的《破形记：童话内外，那些残障之身》（以下简称《破形记》）中，加拿大作家阿曼达·勒迪克戳破了这些故事的另一面。作为一位患有轻度脑瘫和痉挛性偏瘫的残障人士，她花了很多年去挣脱童话故事里那些所谓的美好结局。

今天这篇文章就从“郑智化发文”风波说起，结合《破形记》谈谈童话中的残障叙事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又能给下一代人讲述怎样一种不同的故事？

撰文｜申璐

残障议题为何复杂？

医学模式与社会模式的话语之争

这并不是残障议题首次引发如此大的讨论，但这次事件中的“反转”的确折射出相关议题在公共层面长期被围困在表层的激进与内里的保守之间。事件起因于10月25日，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深圳宝安机场残疾人服务缺失，不仅有残障乘客乘坐的航班停在了远机位，而且升降车与舱门间高度差过大阻碍轮椅驶入，他在动态中称自己“连滚带爬”才登机。

这条动态发出后，深圳机场方面当天已经致歉，并承诺做出整改。但舆论在两天后却急剧“反转”，有声音指责郑智化用词不当，并进一步怀疑其在利用明星身份争取“特权”。所谓的“连滚带爬”（来自近期网络“神曲”《没出息》）在当时的情形下或许只是一种情绪形容词，却被理解成对动作场景的描写，这也是网络流行语的某种意外。这轮舆论攻势下，郑智化也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道歉，并在结尾处声明帮其推轮椅的工作人员服务非常好，并向服务人员致谢。但这些仍然无法平息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他最终选择清空了微博内容。

《破形记》

作者：[加] 阿曼达·勒迪克

译者：张书嘉

版本：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不同声音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关于残障的话语模式在彼此相争。这也是加拿大作家阿曼达·勒迪克在《破形记》中用了较大篇幅在切入正题前尝试厘清的地方。在她看来，这些年来残障议题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的复杂性，有部分原因正是关于残障的社会模式正在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1983年，当时英国一位残障学者迈克·奥利弗以此描述一种社会水温的变动。在社会模式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个体的残障存在主要是因为社会中的系统性障碍、排斥以及对残障的负面表述。这一模式直接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医学模式”，即认为残障是一种个体的缺陷，需要通过医学手段治疗或消除。

乍看下来，前者似乎比后者要“进步得多”。似乎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潮的渗透下，这些年人们才越来越认同，社会上的公共场所需要满足不同群体的生活需求。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模式常常导向一种“表层的激进”——看似“同情”，实则仍然是一种排斥。就像轮椅使用者当然可以通过坡道进入商店，但坡道本身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病痛或疲劳。

批评声音提出，类似的社会改善措施往往只针对残障的某些方面，这会在实际生活中导致一些想表达疼痛或其他困难的人选择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表达会被视作对这些“改善”本身的质疑或否定。正如这次风波中的批评声音所抓住不放的那个点——“他并没有‘连滚带爬’啊，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这些声音默认残障者得到帮扶已经足够了，但从未想过如果升降车与机舱门没有高度差，残障者本可以靠自己进出，不用帮扶。

根据已故爱尔兰作家兼画家克里斯蒂·布朗（天生大脑麻痹身体残疾）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左脚》（

My Left Foot

实际上不论哪种认知模式，背后都建立在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思维惯性，即永恒的美满幸福与彻底的悲惨绝望之间的对立。阿曼达·勒迪克发现，就算关于残障议题的讨论大部分时候看上去已经如此“进步”，但其实对许多非残障者而言，很多人仍然难以想象，残障人士也能够拥有真正的幸福与快乐。这种“无法想象”本身才是那个看不见的保守“墙壁”。这也是为什么当有着不同身体需求的人提出一些要求时，常会被认为过于苛刻、是在要求“特殊待遇”。

在阿曼达·勒迪克看来，残障与健全本应只是人类多样性光谱中两个不同的位置，一个人可能从非残障状态转入残障状态，也可能借助医疗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再次转回非残障状态，又或更多时候其实是在之间跳转腾挪。就像生活本身大多时候也并没有绝对清晰的幸福或不幸，个体在其中总是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反复的变化与模糊的间隙中。这种思维惯性可能部分就源于我们儿时听过的那些故事——在最友好的环境中，残障者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在最不友好的环境中，他们甚至是几乎被忽视的隐形存在。

以罕见疾病为人物背景的电影《了不起的老爸》（2021）剧照。

童话故事中的残障：

存在只为“教化”，

改变的总是个体

回想我们儿时读过的童话，残障大多时候只是作为故事中的某种元素存在，或是被用来加强角色的形象特征。例如我们很少从残障的视角去读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故事中白雪公主在林中被小矮人收留，他们自在快活，善良朴实，几次帮助白雪公主免受邪恶王后的欺侮。

改编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这样的故事在患有侏儒症的孩子眼中又是怎样的呢？阿曼达曾在写作这本书时采访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美国残障政策研究员丽贝卡·科克利，作为一个小个子人，她显然从小读到的是故事的另一面——“很多时候，如果普通身高的父母的孩子是小个子，他们在养育孩子时会极力保护孩子免受这些内容的影响。而当父母和孩子都是小个子人时，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并不是魔法生物。”在她的阅读经历中，残障早就是大多数童话的一种叙事模式，且一路延续到成年后的各种故事中，无论是政治叙事还是其他类型的话语中。毕竟，用残障来表现某人与其他人不同是一件太过便利的事。

有爱心、行善事、乐于为他人付出的形象为何偏偏与“小矮人”关联？阿曼达同样指出，这一设定其实与当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兴起的对抗法西斯政权的共产主义思潮遥相呼应。如果身体与其他人不同，那就需要在品德上更加优渥才能弥补。即便如此，小矮人和白雪公主也终究是不同的人，白雪公主总是会回到城堡，而小矮人们则会一直生活在林中简陋的木屋中。

从小读迪士尼童话长大的阿曼达从未像很多女孩一样，幻想过自己是住在城堡里的公主，毕竟“没有哪个公主是坐着轮椅出场的”。但在许多年后，她忽然意识到可能很久以前她就已经是一条“小美人鱼”了。“美人鱼爱丽儿渴望拥有能够行走的双腿，这不正是我坐轮椅时的心愿吗？”故事中的爱丽儿被英俊的王子吸引，为了能与之相爱，她用自己美丽的歌声换取了一双平常人的双腿。

这是迪士尼版本的美好结尾。

迪士尼改编版《小美人鱼》（

The Little Mermaid

而在原版故事《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一次又一次牺牲自己，最终却眼睁睁看着王子迎娶了另一位女子，而自己在一无所有中死去。阿曼达看到，当同一个故事被分裂成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中，残障被彻底消除，“健全”的身体成了小美人鱼长期牺牲与善行后的奖赏；另一个版本中，残障永远无法改变，并注定带来悲伤与苦难，小美人鱼无论怎样努力最终都无法进入那个她原本并不属于的世界。“在这样的逻辑下，残障作为现实的一部分，真的有任何存在的空间吗？”

这种观念的渗透常常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孩子不可能在反复观看《小美人鱼》数十遍后，还感知不到其中隐隐透出的那个“法则”。更加耐人深思的是，无论故事中的他们做了多少努力，最终发生转变的几乎都是主人公自己，他们所处的环境始终未曾改变。魔法曾带给孩子们懵懂时的力量感，它本应该意味着勇于打破常规的创造力，但阿曼达却注意到童话中的魔法其实强化了既有的社会阶层和结构，以及人们对“健全”身体的传统认知。“主人公必须通过善行和温良的举止，或通过牺牲与困难，来证明自己值得。”

对残障的概念化，

削弱了残障身体的真实经验

回到郑智化发文引发的这场舆论风波，其实早在这次舆论之外的很多年间，作为歌手的郑智化就已经“被困在”他身上的“残障”标签中。出道这些年，他最出圈的歌曲仍然是那首《水手》。当他在舞台上拄着拐杖唱出“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时，残障早已在那一刻成了某种再合适不过的隐喻。

郑智化演唱《水手》画面。图为郑智化作为嘉宾参与2023年老狼在深圳举办的演唱会。

阿曼达同样回忆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她也总能听到一种声音在告诉她“别让你的残障定义你”。这类励志话语一度主导着围绕残障人群的流行叙事。“如果你是一位截肢者，连100米都跑不下来，却听到某位摘得奥运奖牌的截肢运动员被赞扬‘没有被残障定义’，这会对你有现实中的影响。”在阿曼达看来，这样的说法其实让残障者陷入了某种无止境的竞争，执着于证明自己更接近“健全”人，而彻底忽视或否认自己生活中的现实。

当我们的社会充斥着这样的励志“色情”时，究竟真实传递到个体心中的是什么感受？阿曼达多年后终于敢在书中坦言，自己确实是“被残障定义的”：“我身体的运作方式就和别人不同。我的一生都在摸索着前行，而我身体的差异，一直引导着我的方向。”

从童话故事到今天的公共舆论，对残障的概念化始终存在。即便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也随处可见，人们习惯性地把不了解某件事、看不清局势的人称作“盲目的”，在自己的需求没有被对方听到时，脱口而出指责对方“是聋了吗”。在这套话语惯习中，情绪不稳定的人总会被称作“疯子”，当人们自我调侃或是形容他人令人失望时，总把“废了”挂在嘴边。

当残障不只是残障，在语言中逐渐被构筑成某些象征时，一旦这些象征意义被人们所接受，那么真正的残障其实也就不复存在了。阿曼达在书中呼吁，残障不是为完成宏大叙事而降临在个体身上的命运，而是一种具体且复杂的现实，它每时每刻都在重塑着具体的个体行走于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行动的方式。

电影《半音》（2014）剧照。

一旦真正面对残疾身体的真实处境，那种思维层面的进步与激进很容易褪去伪装，流露出内在的保守一面。而真正的进步总是缓慢得超出预想。阿曼达看到了这背后更为黏腻的那股阻力，残障正义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资本，在当前的社会运行逻辑下，为残疾者让步在经济层面没有价值；而且人们真正担心的也许是，这甚至可能削弱社会，“因为你在试图让人们理解，他们的价值不取决于是否能创造价值，而这会消解现有的整个体制结构”。

然而无论如何，看清关于“健全”的这套叙事如何编织进我们熟悉的故事中都仍然是必要的。也许在现有的童话故事中，每个人最终都走向了两种结局，或是得偿所愿，或是一无所获。但阿曼达觉得，也许我们下次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可以从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做起，如果故事中那些看上去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角色反问一句：“为什么我应该和别人一样”会发生什么？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阿曼达尝试讲述了另一种不同的童话。“一个王子——或任何人——找到了与一位不能说话的女子交流的方法。我们彼此倾听，彼此靠近，一起去面对人生的开放命运。”说到底，我们总要为不同的故事，创造更多更广阔的空间。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申璐；编辑：西西；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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