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不从政：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与学术自由

当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上学时，美国第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教授从明尼苏达大学来到哈佛大学。当时大学的学术气氛相当保守，许多教授不懂也不喜欢凯恩斯那套理论。萨缪尔森曾回忆当时的大学生活：白天在课堂上听那些保守的教授讲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教科书；晚上在汉森的带领下读凯恩斯的《通论》，讨论凯恩斯的思想。凯恩斯的理论令他们年轻一代兴奋。在哈佛大学，萨缪尔森成为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综合在一起的教科书《经济学》称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即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作，风靡美国和全世界，战后真正成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萨缪尔森以纯经济理论起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提高现代经济学分析水平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他并不是一个纯象牙塔式的学者。他深切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的讨论充满热情。他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畅销报刊上开设专栏，发表了许多关于政策问题的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

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政时，萨缪尔森作为经济学家曾多次在国会相关委员会中批评政府政策。他认为，我们的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和增长，但政府经济政策不当，使经济失去了增长的机会。

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在哈佛大学上学时学过经济学，用的教材正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哈佛大学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登陆美国的第一个据点，也是凯恩斯主义大本营。肯尼迪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对萨缪尔森相当崇敬。肯尼迪以振兴美国经济为己任正合萨缪尔森的心意。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要求萨缪尔森领导一个经济班子帮他出谋划策。萨缪尔森颇为积极，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提交了一本题为“1961年美国前景与政策”的报告。该书以凯恩斯主义为基调，主张以财政政策为主刺激经济。这些主张受到肯尼迪的重视，并作为他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

肯尼迪上任后以弟子的身份给萨缪尔森打电话，请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是决定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担任这个任务就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济世的理想。但萨缪尔森在思考两周之后谢绝了，他推荐了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出任这一职务，并推荐更年轻的海勒出任该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仅三名成员）。肯尼迪接受了萨缪尔森的推荐，组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班子，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政策，带来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也埋下了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的种子。

萨缪尔森为什么不愿从政？关键还在于他不愿意放弃经济学家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自由的学术精神，更不用说从政还有各种令人烦恼的事务和活动。从政当然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政治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我们特别要注意，萨缪尔森所追求的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并不是反体制，处处与政府对抗。“独立”就是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现实来判断政府政策的优劣，对的给予支持，错的给予批评。学术研究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禁区，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该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没有任何禁忌。但从政就要放弃这种独立与自由。作为政府的一员，你要放弃“自我”，从政府的角度来判断政策，对政府已做出的决策，无论内心如何认为，都要持支持赞扬的态度，尤其对自己认为错误的政策失去了批评的权力。研究什么不是自己选择，而是政策和政府工作的需要，得出的结论如与政府的利益不一致，就不能公布。做人与处事一切以政府的需要为原则，这就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学术研究的自由。

当然，经济学家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独立与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要遵守法律，也要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特别要认识到，自己独立自由地研究出来的成果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要承认对于错综复杂的世界，自己的认识并不可能是全面深刻的，对所研究问题也不可能了解全部信息，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可能不受自己利益的影响。我坚决反对以独立自由为名反体制，处处与政府对抗，以自己不完全不深刻也不全部正确的研究结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公众与政府对抗。一个社会需要稳定，即使有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也要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寄希望于激进式变革的社会动乱。冷静的学者不能成为牢骚满腹的“愤青”。

独立的人格就是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可能与主流观点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无论对错或修改都以自己为主，不随波逐流。自由研究就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研究，不是为了迎合什么，所得出的结论来自自己的研究，而不是“遵命研究”或“奉旨研究”。萨缪尔森要保持的正是经济学家的这种良知，他若从政就必须放弃这一切。他觉得自己不从政能更好地发挥经济学家的这种作用，因此他选择不从政。也许是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只能这样做，这个决策背后更深的原因，我们就无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