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会客厅】汤维建：为民发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为民发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长期致力于民事诉讼法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成果丰硕，还有多年的代表委员履职经历，提出的多项提案和建议被吸纳进法律。他非常关心检察工作，多次为检察工作建言献策。日前，《检察日报》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作为一名法学学者，是如何做到持续高质量建言的，他眼中的检察工作又是什么样子的。

将学术思考融入代表委员履职

记者：您从200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了三届，202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17年的履职经历带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汤维建：履职17年来，我最大的感受是遇上了法治建设的最好时期。中国的法治建设可以说千头万绪，但是它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是清晰明了的，这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的法治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当然也不可能在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下的国情，吸收世界各国法治建设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经验和精华元素，从而形成一条兼容并包的中国特色法治之路。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具体的描绘和表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这个图景化为现实，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

记者：作为一名法学学者，您是如何将在本职工作中的一些思考融入到代表委员履职过程中的？

汤维建：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本职工作做得不好，代表委员履职的工作也不会做得很好。我是从事民事诉讼法研究的，我的很多建议、观点都是学术思想的直接转化。比如，我长期关注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问题，所以我在履职期间，有多个提案和建议都呼吁检察机关要加强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

另一方面，我在代表委员履职过程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信息，也能够帮助到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比如，我认为民事诉讼法发展至今，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么使现有的碎片化、粗线条的民事诉讼法变成一部体系化、具有更强操作性、具有现代特色、能够反映民事诉讼发展规律、能够适应司法现实需要的民事诉讼法典。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后，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就阐述了这种学术观点。因此，我的代表委员履职工作和本职工作是相互促进的。

记者：您多次建议检察机关加强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这些建议是否也和您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挂职有关呢？您当时主要参与了哪些工作？

汤维建：关系非常大。2009年至2013年，我作为第二批挂职专家到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任副厅长。这四年多里，我有幸参与了三件大事，也是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的制度建构具有推动意义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2011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会签了两个文件，加强和完善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规则体系，同时也开启了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法律监督的破冰之旅。

第二件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与检察机关相关的，我称之为有“三个入法”：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入法、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全面监督原则入法、检察建议入法。

第三件是2013年最高检起草和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这是检察机关出台的第一个民事诉讼监督系统化规范性文件。

在最高检挂职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也收获了很多，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其他相关机关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积累了大量参政议政的素材，形成了很多关于司法改革方面的想法和观点。

为检察公益诉讼建言

记者：您刚才提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大修的时候，公益诉讼内容被写进去了。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您也多次提出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

汤维建：公益诉讼是我比较关注的一项课题。早在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提交了四个提案，其中一个就是建议“诉权入宪”。即宪法当中应该规定公民享有诉权，其中就提到了公益诉权，据此，公民和有关组织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有权根据宪法的规定，提起公益诉讼。2008年年底，我在民革中央全会上提出关于建立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2009年3月，民革中央将这份建议提交至全国两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至2017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下，检察机关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我全程跟踪了这个过程，同时也接受最高检的委托，对两年的试点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提出了若干建议。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我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就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条款提出了建议稿。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入法后，我继续关注这项制度的实施情况，提出了若干完善配套措施的建议，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诉讼鉴定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等。

记者：现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处于制定过程中，您最关注哪些问题呢？有什么建议？

汤维建：检察公益诉讼法现在已经进入制定、审议阶段，对于这部法律，我抱有很高的期待。检察公益诉讼法，从法律位阶和法律属性上来说，它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相应的公益诉讼条款的一个具体化反映，属于特别程序法。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不仅是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对于未来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法典，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我最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第一，检察公益诉讼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检察公益诉讼涉及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将这三大公益诉讼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第二，支持起诉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社会组织、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主要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对于其他主体，尤其是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支持起诉。因为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比较弱，更需要检察机关的支持。在检察公益诉讼法中，如何处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涉及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行政机关等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顺位问题。

第三，检察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进入到审判阶段，而是可以通过磋商、检察建议、和解等方式提前解决，使公益得到尽早保护，降低诉讼成本，这有利于各方面和谐关系的建立，所以诉前程序要加以科学的设置。在这方面，实践中有很多好的经验，应当被吸纳到法律中去。

另外，我还关注检察公益诉讼的执行程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胜诉率非常高，但是胜诉仅仅是公益保护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还是胜诉后的执行问题。公益诉讼的执行体制、程序不同于私益诉讼，有它自己的特点，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要成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使公益诉讼胜诉之后的赔偿款能够用于公益保护，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不是被闲置。

《人民的利益》生动讲述

中国公益保护故事

记者：检察公益诉讼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很多公众对这项工作仍然较为陌生，为了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检察工作，检察日报社和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纪录片《人民的利益》，聚焦当下检察工作及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进展，不知您看后觉得怎么样？

汤维建：这个片子拍得很好，看了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之路。

尽管为数不少的国家都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但基本上都属于睡眠性条款。实践中，这些国家的检察机关极少提起公益诉讼，他们更多的是由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例证、数据、典型案例，以及人们一些直观的印象，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成效，充分彰显了该制度的优越性，也为世界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我觉得这个片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法治宣传教育意义。这个片子，可以帮助社会公众培养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意识。片子里面所提到的典型案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长城保护案，就是有公民发现7根电线杆像刺一样地扎在了长城的“躯体”上，看着很难受，便向检察机关提供了线索。再比如，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就是她们自己争取权益的行为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重视。

对三江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对雪豹的保护，检察机关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网络“开盒”侵犯个人隐私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成效卓著。这些对公众养成“公益保护 我也有责”的法律意识非常重要。

第二个就是它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宣传了中国新时代检察机关的新形象和新职能，改变了人们对检察机关仅仅是打击犯罪的工具的看法。这也标志着检察机关在职能体系上的华丽转身，检察机关除了履行好传统的打击犯罪职能之外，现在还通过公益诉讼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个片子很生动、具体、深入地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故事和方案。

第三个就是这个片子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和出台，积累了深厚的民意基础。人民群众能感觉到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后的贯彻实施也具有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聚焦痛点难点问题

记者：除了这些专业的法律问题，您还关注民生议题，提出过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推进食学教育（下称“食育”）等建议，这些都是您平时关注的领域吗？

汤维建：民生是“国之大者”。民事诉讼法属于应用性学科，很多内容与民生有密切关系，非常典型的就是支持起诉、诉讼费用缓减免、司法救助等。所以我比较关注我国民生制度体系的建设问题。

我第一次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的提案是关于完善我国快递暂行条例的。在这个提案中，我提出要对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公益诉讼保护，对快递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绿色快递等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后来，我继续跟踪快递领域的相关问题，逐步形成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问题的一个建议。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群体基数越来越大，他们面临着很多风险，我提出要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给他们以系统化的保障。之后，在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我的一些建议都有体现。

我也提出了要制定食育法的建议。合理科学地饮食是一门学问，刚好我们举行了一些关于食育法方面的研讨会，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新颖也很重要，因此进行了一些调研，提出了建议，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记者：您提出的建议采纳率都很高，有没有什么秘诀？您认为履行代表委员职责最重要的是什么？

汤维建：我有三个方面的履职体会。第一，履职的出发点非常重要。当代表也好、当委员也好，我都当成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发声、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宝贵机会，代表委员必须在阳光下履职。

第二，代表委员履职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至理名言。我非常珍惜到检察院、法院及其他部门参加会议、参加调研的机会。我的每一项提案、建议和议案，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研，广泛地收集了不同层面的民意。

第三，作为一个法律人出身的代表委员，履职一定要聚焦国家法治建设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比如，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就提出了要制定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我们不能把解决纠纷的负担和压力全部堆积在司法这一个环节，要充分地发挥调解、仲裁、和解、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作用，要多管齐下。我也提出了要制定社会调解法、修改人民调解法等建议。

亲历全过程人民民主

记者：您曾经在北京市、海淀区担任过人大代表，亲历了各级人大的运行，您如何理解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汤维建：无论是政协的协商民主，还是人大的选举民主，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载体和具体体现。从基层人大代表一直到全国人大代表，我很高兴成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见证者、亲历者、实践者。

以立法民主为例，通过这些年的履职，我对我国的立法民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国的立法民主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民主。一方面，我国的立法就是为人民、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同时，我们的立法体制和机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有多个贯通渠道。

比如，我就提出过一个议案，要完善我国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全国层面应该有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区市以上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都应该有基层立法联系点。因为它就像把立法的根须延伸到百姓的家门口，百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就近向基层立法联系点反映，基层立法联系点经过筛选，意见直接通向全国人大、通向省级人大等等。

体现民主的例证有很多，我曾提出要制定人民监督员法的建议。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系统行之已久，积累了很多经验，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检察权运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我也长期担任检察系统的人民监督员。这项制度对于回答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样一个诘问，提供了一个破解之道。

人民群众有广泛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比如，法律、行政条例制定之前，都要向社会发布征求意见稿，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有统计数据表明，人民群众参与度高，提出来的建议被采纳率也不会低。有的地方甚至还进一步明确，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来的建议，如果立法机关不采纳，还要给出相应的理由，并进行反馈，这个互动的环节和渠道就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写在纸上的，它是在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民主之树，我们要通过制度的完善，不断使它长成民主的参天大树。

（来源：检察日报·声音周刊 检察日报正义网微信公众号 记者：周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