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在华夏文明的星河中,两颗最璀璨的早期星辰——召公的共和思想与墨家的科技理性,却在其后的千年历史中骤然黯淡,甚至被刻意遗忘。重新梳理从召公到墨家的思想脉络,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被尘封的真相,更是为了探寻为何这条最有可能引领中国走向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会中途夭折,并从中汲取重建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
一、 源与流:召公——墨家体系的思想原点
要理解墨家,必须追溯至其源头——召公。
1、从“共和行政”到“尚贤尚同”
召公奭与周公旦共同创立的“周召共和”,是华夏政治史上一次伟大的联邦共治实验。其核心精神是权力制衡、协商共治与民本思想。这一精神,在数百年后墨家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回响与升华。
——召公的“为民者宣之使言” 与 墨家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一脉相承。两者都反对权力垄断,强调治理的开放性与精英(贤者)的参与。召公的共和实践,为墨家的“尚贤”理想提供了古老的政治蓝本。
——召公谏谤中体现的“民本”与“实用理性”,摒弃了玄虚的天命,关注政策的实际效果(“善败于是乎兴”),这与墨家重实利、反宿命的“非命”思想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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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清庙之守”到“道技合一”
资料指出,墨子的职务是“清庙之守”,即大祭司。这正是连接召公与墨家的关键神权线索。世界文明的早期,科学知识(天文、历法、数学、几何)大多垄断在神权祭司体系中。召公作为周初的最高执政官之一,本身也是这一神圣知识体系的掌握者与运用者。
墨家,正是这一神权—知识—技艺传承谱系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不是空谈的士人,而是“道技合一”的实践家:
——召公的治水智慧(“为川者决之使导”)是一种基于自然规律的工程思维。
——墨家的光学、力学、几何学,则是这种工程思维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极致发挥。
墨家将源自祭司神权的庞杂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涵盖数学、几何、光学、力学、政治、军事等门类的宏大体系,成为先秦唯一的“百科全书”学派。
二、 根与殇:“逆淘汰”的双重悲剧与历史根源
如此先进的召公思想与墨家体系,为何双双被历史“逆淘汰”?这并非偶然,而是权力结构选择的必然结果。
1、对皇权专制的根本性威胁
——召公的“共和” 意味着权力共享与制约,这与后世不断强化的“皇权独裁”根本对立。一家一姓的专制王朝,无法容忍任何对其绝对权力的制度性挑战。
——墨家的“尚贤” 主张选举贤能,甚至“天子”也应由选举产生,这直接动摇了“家天下”和血缘世袭的根基。其纪律严明、组织化的团体,更被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
2、知识体系的“不可控”风险
儒家和道家(尤其是后世被改造过的)主要侧重于伦理哲学和个人修养,其话语体系易于被权力收编和利用,成为“帝王师”。而墨家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与逻辑学(名学),是客观的、可验证的,不受君主个人意志所左右。一个掌握了自然规律和严密逻辑的学派,是难以用“忠孝仁义”简单驯服的,对维系专制统治构成了巨大的“不可控”风险。
3、实用主义与大一统的悖论
秦及以后的王朝,需要的是维持庞大帝国稳定的意识形态,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科技引擎。墨家的科技与逻辑,在统治者看来是“奇技淫巧”,远不如儒家纲常伦理对于维系社会秩序来得“实用”。于是,“重道轻器” 成为主流,墨家的科学精神被系统性边缘化。
因此,召公与墨家的陨落,是一场权力的“精准清除”。 它们因挑战了权力的垄断性、因拥有无法被驯服的知识体系,而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冲刷,只留下“道路以目”的统治术畸形传承,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世智慧与“道技合一”的文明火种,却被长期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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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光与荣:重建邵墨体系与当代文化自信的路径
今天,我们重新发掘召公与墨家,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为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寻找失落已久的文化根基,重建一种坚实而自信的文明叙事。
1、为“民主”与“科学”正名,找回本土源头
“德先生”与“赛先生”并非纯粹的西洋舶来品。在三千年前的召公思想和墨家体系中,我们早已拥有权力制衡的共和雏形和系统性的科学探索精神。确认这一点,将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历史定力。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学习西方,更是在接续自身伟大的古老传统。
2、打破“百家争鸣”的虚假叙事,确立墨家主流地位
必须正视墨家在先秦作为“第一大家”的历史事实。所谓“百家争鸣”,在墨家绝学之后,实质上已是儒家主导下的有限争鸣。重新确立墨家的主流地位,就是恢复华夏文明包容科技、鼓励逻辑、崇尚实践的多元面貌,打破儒家一家独大所塑造的单一、保守的文明印象。
3、以“邵墨精神”推动新的思想繁荣
召公的开放言路与墨家的理性批判,是思想繁荣的最佳土壤。倡导“邵墨精神”,意味着:
——在政治上,弘扬召公的协商共治智慧,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在文化上,继承墨家的道技合一与逻辑传统,重塑我们重视科学、崇尚创新的民族性格。
——在思想上,营造一个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自由辩论的“现代百家争鸣”局面。
结语
“墨家一鲸落,华夏百家生。”墨家的悲壮陨落,虽以其思想养分滋养了后世,但华夏文明却永远失去了一次迈向科学与民主的宝贵机遇。召公的思想火种,也因此被埋藏得更深。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重新打捞召公与墨家的遗产,就是要完成一场伟大的“精神考古”。这不仅是为了修正历史,更是为了照亮未来。让召公的共和理想与墨家的科学精神,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在融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真正实现思想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并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对先贤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民族最深沉的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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