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元律师新作《证据终结者》第五十章：山神的修仙之旅

张民元律师
我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邓村乡的深山里，那些散在时光里的细碎片段，后来都成了“知”的底色。一岁时，母亲让大哥在她深黑色的乳头上粘地灰、贴膏药为我断奶，至今记得在母亲怀里又哭又闹的温热触感，那是对“成长”最原始的感知；四岁的深夜，被从菜地里浇粪回来的母亲叫醒，在我家茅草屋后的山顶上，竟看见月亮周边绕着一个簸箕大的圆圈，像月亮“开了花”，圆圈里是色彩各异的小方块。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也见证了这番景象，我们俩赶紧去喊奶奶，也朝着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大姑大声喊，让她们来看月亮，但她们都没起床，只是事后责怪“我们没有说清楚”，因为我们只是喊她们“起来看月亮”，并没有说“月亮开花了”。大姑后来叹道：“早知道能看月亮开花，就算是死了也会醒过来的。”可见这“月亮奇景”，实在是难得一见。
六岁那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生产队屋里的悼念声中，我是哭得最伤心也是最久的一个。起初见母亲哭，我便跟着哭，然后听见满屋子的人都在哭，我就哭得更凶了，哭声与身体的抽搐怎么也止不住。直到哭累睡过去，母亲抱着我在楼上与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开会时，楼下又传来哭声，我便又醒过来哭，身体跟着抽搐。我记得当时进驻我们人民公社的特派员姓柳，是一位干部，还特意走到母亲身边，轻轻地拍打并安慰我，并为我整理好快要滑掉的毛线帽。在母亲怀里，我看到了母亲脸上带着一丝欣慰的神情。
1982年，正值我本命年，我得了场怪病：先是咳嗽，然后流鼻血，且血怎么也止不住，只要一咳，鼻血就涌出来。听母亲讲，我至少流了满满一脸盆的鼻血。后来三哥用背篓背着我，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送到邓村乡卫生院里住院，打了两天葡萄糖，才止住了鼻血。出院时，长年在外当干部的父亲特意来卫生院接我，这是我第一次在生病时见到他。他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想吃土豆汤。”
现在还记得父亲从外面馆子里端来的土豆汤有多热乎，也记得我是坐父亲的吉普车到他工作单位的。父亲当年已经从邓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到邓村车队当队长，但父亲不会开车，只会帮助队员修车，那天的吉普车是司机叔叔开的。中午在车队里吃了用土钵子蒸的白米饭，饭上铺着薄薄一层青椒榨菜炒肉丝，约占米饭面积三分之一。那是我上高中之前，成长记忆里最像“盛宴”的一餐，肉丝的嫩滑、青椒的清香和榨菜的咸鲜，在嘴里融得恰到好处。如果没有那场差点夺取我生命的鼻血之灾，可能我的童年记忆里，永远没有那土钵子里的米饭之香，也不会有青椒榨菜炒肉丝的绝妙味道。
三哥是背着空背篓从邓村卫生院走到邓村汽车队的，并且三哥也没能吃上那碗香喷喷的土钵子饭。我吃完饭，就坐在车队里看着父亲帮司机叔叔修车，听司机叔叔讲父亲学车时撞树的往事。等到三哥背着空背篓从邓村卫生院赶过来，我便坐进背篓里。三哥走了将近半天山路才把我背回家，到家后自己啃起土豆和番薯，还问我饿不饿。
1986年，虎年，我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只好休学回家休养。仍然是三哥陪着我去邓村卫生院里打针，陪我做胸腔穿刺手术。我听见主治医师说“针尖成功从肺部中间穿过去了”，也听见“吸出了大量的黄水”的话。可我没有听到黄水被吸出的声音，也没有感受到针尖穿过肺部的痛，只感受到三哥急促的呼吸，还有主治医师双手的专注。
1988年，龙年，我以宜昌县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进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最初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填报的是中南财经大学的农业经济专业，并且在高中二年级休学回来之后，为自己取了笔名“山神”，盼着能有拯救大山的神力，让母亲和三哥也能吃上父亲车队里那香喷喷的土钵子白米饭。但休学一年后还能考上状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班主任老师出于好心，在报送志愿的时候，帮我把第一志愿改成了武汉大学，并且备注了“服从分配”，我就这么机缘巧合地被分配进了图书情报学院的图书馆学专业。当年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是重点专业，当时学术界，知识与信息的研究和管理仍然是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在知识与经济的天平里，知识始终是更重更重的那一端。
1992年，我参与并主导成立了“武汉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会”，还推动武汉大学的食堂与伙食管理成为校学生会生活部的常设机构。凭借这些，我获评武汉大学校级优秀毕业生，大学四年近300元的助学贷款也被免除了。随后顺利被分配至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直管的杭州新闻出版学校任教，从此离开家乡，远赴浙江工作。
1995年，我因为爱情放弃教学生涯，成功考取律师职业资格，随女友到浙江宁波镇海雄镇律师事务所，从此开启了律师职业生涯。一晃三十年，日子过得宽裕，家庭美满，住上了宽敞的房子。可每当夜里，我总为母亲病重时的事悔恨，当年我将母亲送回老家，她最终病死在大姐姐家中，我这个做儿子的，终究没能尽孝。这三十年里，三哥的女儿跟着我来到宁波，从打工到就业，如今还成了公司股东，但远在家乡的三哥，家中依旧一贫如洗。老家老屋的墙角里，仍然放着当年背过我的空背篓。2010年，也是虎年，三哥在山上砍柴时，被迎面倒下的大树砸断了三根肋骨，正是当年背我的那片后背，他也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后来三哥的女儿接他到宁波住，三哥每天到鱼塘钓鱼，总说“我很快乐”。但我看到三哥手机里发的图片，脸盆里活蹦乱跳的鱼，我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三哥说：“我钓的鱼吃不完，你要不要来拿点去吃。”我说：“我不喜欢吃鱼，也不喜欢你钓鱼，因为鱼也是生命，你若不吃，何必去钓它呢！”
三哥反问我：“如果不钓鱼，我在城里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迷茫了，2022年，又是一个虎年，我带着律师团队回到老家邓村，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乡村振兴，办农民丰收节，推广家乡的邓村茶和新建的避暑山庄。我曾构思过一幅家乡“旧貌换新颜”的美好图景，甚至用量子理论去编织这份梦幻，可一起工伤事故就让我彻底败下阵来。我退缩到温暖而阳光灿烂的宁波居所，试图清空50年来堆积的家乡情愫和思乡的根，我在心底里、在所有社交场合都笃定地说“阿拉宁波人”，甚至从量子学角度去验证：我本是宁波的一滴水，被1969年8月的特大台风吹进了我父亲的血液里，化为生命的精子驻扎在母亲的温床十月有余，最终于1970年寒食节（阳历4月4日）降临邓村，后来循着原始的量子记忆与纠缠，一路向东求索，终于回到了海边的故里。
阿拉本就是宁波人！
2023年，我完成了记录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小说《守望乡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守望乡土》的序言里，我写道：“我们曾经生长的农村，人走了，山空了，原野静了”“我们再也回不去那故乡，我们只能默默守望……”
从此，邓村的大山便从我的脑海与灵魂深处逐渐淡去，坚守宁波的生活，平静地老去，成了我那时的人生理想。
2025年10月，我们律师团队研发的“农食公共产权数据标注系统”，作为一项国际标准的草案正式提交到ISO/TC347国际标准化组织农食数据驱动的年会上，并写进2025年会TC347的工作报告中。这是中国代表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农食公共产权”的概念与内涵，也是我将家乡的农民情结生化转换后的第一次觉醒。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是邓村人、邓村的农民，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是地球上农民群体的“量子显示器”。构建全球农民的“农业自信、农民自信、农食自信”文化价值观，成了我作为地球人的新理想，于是便以“山神的修仙之旅”为题，书写我从邓村人蜕变为地球人的“知”与“觉”的过程，作为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知与觉》的后记。
“知”是蜕变力量的积累，“觉”是蜕变过程的分娩。愿地球长青，宇宙长绿，量子永远无憾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