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N 2025 | 林洪丽教授：aHUS诊疗的关键三问——如何从一份危急化验单为肾脏“抢时间”？

aHUS的诊疗已进入“早期干预、精准管理”的时代，补体检测与抑制剂的应用是推动这一进步的“双翼”。

2025年10月21日至25日，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第二十八届学术年会（CCSN 2025）在郑州隆重召开，补体相关肾病的机制与诊疗进展成为大会热点议题之一。补体系统异常活化在多种肾脏疾病中的作用日益明确。以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aHUS）为例，这类罕见而危急的血栓性微血管病（TMA）的预后，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早期的精准识别与及时干预。

为提高临床医生对aHUS的警觉性与诊疗能力，我们于会议期间特别邀请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洪丽教授，围绕“从一份化验单揭秘aHUS的诊与治”这一主题，分享了她的深刻洞见与临床实践经验。林教授的讲解抽丝剥茧，从一张危急值化验单切入，逐步揭示了aHUS诊疗理念的深刻变迁。现将精彩内容整理如下。

警报拉响：透过化验单识别TMA

Q：假设一位临床医生拿到一份患者的急诊化验单，上面显示血小板显著减少、血红蛋白急剧下降、血涂片可见破碎红细胞，同时伴有血清肌酐升高。在您看来，第一时间最应该将哪个疾病纳入鉴别诊断？为什么？

林洪丽教授：

这份化验单是提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急性肾损伤”的高度危急信号，应首先考虑为TMA。

TMA的典型“三联征”包括[1, 2]：

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MAHA）：表现为血红蛋白下降、外周血出现>1%的破碎红细胞，伴乳酸脱氢酶（LDH）升高和结合珠蛋白降低；

血小板减少：因微血栓消耗导致，常较基线下降超过25%；

多器官受累：肾脏是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之一，也可累及中枢神经、心血管和胃肠道等系统。

TMA是一个疾病框架，包含了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相关性溶血性尿毒综合征（STEC-HUS）和aHUS[2]。因此，临床上一旦识别TMA，必须迅速进行病因鉴别：

首要鉴别TTP：立即送检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ADAMTS13）活性，若结果正常（ADAMTS13活性＜10%）和（或）抗体阴性，则可排除TTP；

其次排除STEC-HUS：详细询问腹泻、腹痛等前驱感染症状，必要时进行志贺毒素检测；

最终考虑aHUS：在排除上述两者后，结合肾脏突出受累等特点，临床可考虑诊断为aHUS[2]。

因此，当这样一份化验单出现时，临床医生的反应必须迅速而精准。我们马上应该去做的，就是要立即送检ADAMTS13的活性。这是区分TTP与aHUS或STEC-HUS的关键。若ADAMTS13活性>10%，则可排除TTP；再结合病史（如腹泻等）排除STEC-HUS后，aHUS的诊断便可基本成立[2]。

探寻根源：补体检测——从“可选项”到“必需项”

Q：一旦怀疑是aHUS，接下来就需要探寻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补体基因突变或抗体等病因。对于临床医生而言，启动补体相关检查的时机和指征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这些基因或功能检测在当前诊疗环境中的重要性与可及性？

林洪丽教授：

aHUS的核心发病机制是补体系统的异常活化，因此，启动补体相关检查是连接初步判断与精准治疗的关键步骤。此前，aHUS的治疗主要是进行血浆置换治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对症的治疗存在局限性[3]，一定要过渡到对因的、根本的治疗。而要实现对因治疗，明确病因是前提，这就使得启动补体相关检查成为最关键的一步。

aHUS的治疗争分夺秒，时间就是肾脏，所以启动时机应尽可能提前：

一旦临床怀疑aHUS，或TMA诊断明确且ADAMTS13活性>10%，就应立即启动补体检测；

不应等待血浆置换或免疫抑制剂疗效不佳后再进行，以免延误治疗。

补体相关检测内容是一个全面的组合，包括：

血清补体检测：C3、C4、可溶性膜攻击复合物（sC5b‑9）、血浆总补体活性（CH50）、补体旁路途径活性（AH50）等；

补体基因检测：如CFH、CFI、C3、MCP等；

自身抗体检测：如抗CFH抗体[1]。

补体检测的意义已远超科研范畴，成为精准治疗的必需项。它不仅能辅助识别不典型病例，更在指导治疗决策、评估复发风险、判断停药时机以及进行肾移植前风险评估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4]。随着检测技术的普及和第三方机构的参与，补体检测的可及性已显著提高，尽管仍存在周期与费用等挑战，但其在aHUS个体化管理中不可或缺。

理念革新：从“等待确诊”到“为肾护航”的诊疗之变

Q：aHUS的诊疗理念似乎正在从“完全确诊后治疗”向“基于高度怀疑的早期干预”演变。您认为这一转变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对于我们理解罕见危急重症的“诊断”与“治疗”的关系，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

林洪丽教授：

这一诊疗理念的转变，核心驱动在于学界对补体异常活化在aHUS发病中的核心作用形成了更深刻、更统一的认识[5]，并伴随着临床病例经验的持续积累。我们认识到，补体相关检测的结果，其意义远超确诊本身，它对于把握治疗启动时机、评估患者的远期复发风险、制定长期的管理策略都至关重要[1]。正因如此，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不能再被动地等待基因检测这类周期较长的结果。

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一旦患者被诊断为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且ADAMTS13活性检测结果不低于10%，并排除STEC-HUS、诊断为aHUS后，就应当立即启动针对aHUS的治疗。这种诊断与治疗几乎同步的“早期干预”模式，对于保护患者肾功能、改善远期预后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补体相关检测的结果，将为后续的精细化管理提供关键依据。该结果有助于回答两个核心管理问题：第一，确定个体化的治疗疗程与停药时机；第二，精准评估疾病的远期复发风险[1, 4]。

综上所述，aHUS的诊疗路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过去必须获得全部证据后的“完全确诊后治疗”，转向了基于高度临床怀疑的“尽早启动治疗”。这一转变的核心宗旨，即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护肾脏功能。我们相信，随着更多补体抑制剂的问世、治疗费用的逐步降低，以及在医保政策和临床研究成果的共同推动下，aHUS的临床结局将得到显著改善。尽管aHUS目前被定义为罕见病，但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其检出率必将提升，从而使更多患者得以被早期发现并获益于精准治疗。

小结

在本次访谈中，林洪丽教授以一份危急的急诊化验单为引，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aHUS从识别、鉴别到精准干预的完整临床路径。她的分享不仅传递了前沿的学术知识，更蕴含了深刻的临床智慧：对于aHUS这类危急重症，“时间就是肾脏”，早期的临床怀疑与积极干预，其本身即是一种高效的诊断策略。

诊疗理念的演变，源于对疾病机制认识的深化和靶向药物的进步，其最终目的是为患者抢得生机，守护肾功能。林教授的见解，无疑为广大临床医生在应对这类罕见且凶险的疾病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与方向。

专家简介

林洪丽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

•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大连医科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 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副会长

•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肾脏药理学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分会副主任委员

• 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 辽宁省医师协会肾病学医师分会会长

• 辽宁省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 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

• 获中国医师奖，国之名医·优秀风范

• 承担国家卫计委公益性行业专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20余项，在

  KI

  Molecular Therapy

  Biomaterial

  等杂志发表 SCI论文120余篇。

参考文献：

[1] 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多学科共识协作组. 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多学科诊疗实践专家共识（2025版） [J]. 中华内科杂志, 2025, 64(05): 396-411.

[2] 上海市医学会肾脏病专科分会,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诊断上海专家共识》工作组, 汪年松. 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诊断上海专家共识 [J]. 上海医学, 2025, 48(1): 1-9.

[3] 中国罕见病联盟儿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专业委员会,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儿童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诊治专家共识(2023版) [J].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23, 38(6): 401-12.

[4] Vivarelli M, Barratt J, Beck L H, et al. The role of complement in kidney disease: conclusions from a 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 Controversies Conference [J]. Kidney Int, 2024, 106(3): 369-91.

[5] 于峰, 赵明辉. 补体与肾脏病，需要重新认识 [J]. 中华内科杂志, 2015, 54(03): 173-5.

本文受访专家：林洪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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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编码：CN-170606 过期日期：202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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