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快评｜政府反家暴措施需“更进一步”，别让西安女护士悲剧一再上演

评论员 刘玉婧

近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女护士遭男友杀害案”开庭审理。据检方起诉书，31岁的师某某和董某某为男女朋友关系，二人相处期间，师某某曾多次殴打董某某，经报警处理一次，后两人继续联系。在董某某提出分手后，两人在车内发生争执，师某某用一把双刃刀，捅死了董某某。检方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师某某刑事责任。师某某的恶行，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进入舆论视野的，还有对家暴的谴责与反思。

在该案中，师某某多次殴打董某某，尽管警方曾介入一次，但并不足以震慑师某某，最终在一次争执中酿成杀人惨案。类似的案例，也时常见诸报道。我国对于反家庭暴力已经出台了法律，并对家暴行为作出严格界定与惩罚措施，但法律归根结底只是底线，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底线。面对家暴，女性群体仍然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比如，建立家暴当事人回访制度，对实施家暴者实行严格的约束和控制，定期或不定期监控其动态；再如，对施暴者建立动态评估，实施分级管控，降低因家暴而发生危害社会行为的概率。

“面对家暴，忍一时换来的不是风平浪静，却是变本加厉。”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全球31%的15岁至49岁女性曾遭遇身体或性暴力，每天约140名女性死于家庭成员之手。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受害者从容忍推搡、辱骂开始，最终在未受制约的暴力中，承受殴打、致残乃至死亡，甚至被逼至实施“反杀”的绝境。悲剧的根源，不仅是施暴者的嚣张，更在于法律保护未能及时介入，让“轻度暴力”演变成“致命威胁”。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十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量从2016年的数百份增至2024年的6351份，看似增长数十倍，可平均到每家基层法院一年仅有两份。这本该是阻止暴力升级的“第一道防线”，却因落地“温差”与“堵点”，让不少受害者错失止损机会。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受害者的“救命符”，地域差异却让这份保护实施得参差不齐。成都“两年十六次家暴案”中，谢女士带着证据申请保护令，以材料“跨区域”为由被拒，当晚遭受了最严重的暴力；而重庆通过“法院+公安+妇联”联动，20分钟即可在线签发保护令，远超法律规定的72小时时限。一拒一准、一快一慢的对比，折射出基层执法的突出问题。部分地区举证门槛高，受害者难提供出警记录、伤情鉴定等“硬性证据”；审查流程繁琐，跨区域协作不畅；工作人员认知存偏差，对保护令发放过度谨慎。这些问题让保护令看得见、摸不着，让忍一时的受害者陷入越忍越糟的绝境，也让法律的刚性沦为柔性的“劝和”。

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反家暴仅靠施暴者的教育和自省远远不够。成都“两年十六次家暴案”中，施暴者收到警方《家庭暴力告诫书》后承诺“再也不敢了”，却在保护令被拒当晚施以更加残酷的暴行；现实里，不少施暴者将“道歉忏悔”当作逃避惩戒的手段，每一次“未被制止”的暴力，都是为下一次伤害“蓄力”。这种“教育无效”的困境，恰恰印证了法律强制力的不可替代性。只有让施暴者为违反禁令付出代价，才能打破“施暴——道歉——再施暴”的循环，避免“轻度暴力”升级为“恶性案件”。如今，违反保护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正是法律威慑的体现，这一制度必须在全国各地扎扎实实执行，不能掺杂半点情感水分。

让反家暴成为社会共识、让零家暴成为现实，需要法律更进一步。立法层面要及时回应求助，执法层面要有效制止暴力，才能真正保护受害者人身安全。各地执法者需摒弃“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陈旧观念，消除地域壁垒、统一执行标准，以法律强制力凝聚社会合力。更要通过普法让受害者及其家属知晓，“容忍”不是办法，及时申请法律保护才是止损关键，彻底打破“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枷锁。只有让暴力行为无论发生在哪，都无处遁形，才能让每一位受害者的人身权利及时获得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