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循证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下提出的重要发展概念，正快速成为国家宏观政策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与学术研究探讨的核心议题。基于政策文件、舆情文本和科技文献等3类数据，运用LDA主题模型和代表词共现分析方法，识别并比较三大话语体系中的主要主题与核心词汇，构建“新质生产力”知识图谱，揭示其认知共识的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3类话语体系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关键词上达成语义共识，但在立场定位、功能诉求与演化进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显示，新质生产力在政策、舆情和研究维度上均呈现出从概念提出到理论建构、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的系统演进趋势。此外，通过对地方政策文本与实践举措的分析，提炼出我国不同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多维路径特征，其核心维度涵盖组织机制、政策体系、区域策略与产业协同等方面。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质生产力认知共识的理论阐释与政策落地路径的学理解析，更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提供了知识支撑和决策参考。

在全球经济格局与技术体系加速演变的背景下，生产力的形态特征和结构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2024年1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又系统阐释了其核心内涵，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一新概念不仅回应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实践需求，也折射出生产力内涵的拓展与演化——从传统物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以知识、技术、数据和创新等复合要素为主导的新型发展模式转型。

“新质生产力”引发广泛关注，缘于其兼具战略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等多重价值。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制度安排，强调创新驱动、技术赋能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推进；另一方面，它引发了学界对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再思考，聚焦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结构等多维度，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发展路径。同时，社会大众和产业界对“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经济机遇及可能引发的结构调整表现出强烈关注，推动该概念在政策话语、学术研究与公共传播中形成多元协同的认知场域。

然而，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内涵界定，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概念阐释，缺乏系统化的结构分析；其二，政策制定、舆论传播与学术研究三大领域间的知识互动关系尚未得到系统梳理，难以全面揭示不同话语主体协同塑造概念发展逻辑的内在机制；其三，地方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践路径、区域特色及政策协同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研究与比较分析。

基于此，本文整合政策文件、舆情文本和科技文献等3类数据，借助LDA主题模型与代表词共现分析方法，从话语体系识别、主题演化分析、地方政策实践等3个层面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政策、舆论与学术三大话语体系中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题与知识结构，构建多源知识图谱，揭示其认知共识的形成机制与多方协同的知识逻辑。基于历史数据追踪“新质生产力”相关主题的演变路径，挖掘其内涵拓展与外延变化的动态规律。同时，结合地方政策文件和实践举措，探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模式。研究旨在通过多维度分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完善、政策落地及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参考。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①“新质生产力”在政策、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主题结构及核心共识是什么？②这些主题在不同时期是如何演化和扩展的？③地方政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维路径与策略有哪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以期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深化、理论建构及实践推广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实证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1.1 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概念自提出以来，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学者们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诠释、本质特征、提出逻辑、指标体系、发展动能及时空演进等方面展开讨论。周文和许凌云提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颠覆性技术突破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式，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其发展需要匹配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陈劲和叶伟巍从生产主体、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等3个维度，辨析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本质差异；高帆指出，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既是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绩效的实践结果，也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更是应对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主动选择；王珏和王荣基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大维度出发，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薛美慧等系统阐述了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张媛媛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在关联出发，探寻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和发展态势。

在实践层面，研究聚焦于探索新质生产力与行业发展、产业升级、教育科技人才、成果转化、人工智能等融合的实践路径，试图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动力。徐政等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包括逐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补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短板、培育“人才红利”，以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胡洪彬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生产关系，坚持扩大开放与实现合作共赢；袁野等总结出以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多条实践路径，包括加快培育先导能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等；石长慧等提出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完善“四链融合”生态系统、强化战略科学家培养机制等实践建议；朱为宏等指出，亟须健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发展机制，营造“政产学研用”协同生态，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合力；何元浪和袁健红发现，人工智能作为新型劳动工具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提升能源效率和提高数字化水平等3条渠道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陈劲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正逐步从理论深化转向实践探索，体现出学界对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多维思考。

1.2 理论探讨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提出的战略性发展概念，其内涵突破了传统的技术进步或效率提升等单一维度，蕴含着对生产力构成要素、驱动机制及演进路径的系统性革新。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置于现代经济学理论脉络中进行系统定位，辨析其与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异同。首先，传统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衡量既定技术条件下，扣除要素投入贡献后的“剩余”产出增长率，核心在于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而新质生产力更强调生产力质的跃迁。其次，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对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而新质生产力更强调新要素的协同性、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国家战略的引领性。最后，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变迁受限于认知模式、制度结构和社会惯例的路径依赖；而新质生产力的演化本质上是认知范式革新、制度结构适配与前沿技术突破三者深度耦合、协同演化的结果。

基于上述辨析，本文从演化、系统与能力等视角对“新质生产力”进行阐释：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路径创造过程，其演化路径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试错性与非线性特征；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高度依赖于国家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从国家能力理论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深刻体现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战略引领能力与制度供给效能。

2 研究设计

数据循证是一种以系统性数据挖掘与分析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融合量化工具（如主题模型）与质性方法（如内容分析），从多源异构数据中提取可验证的证据以支持科学决策。本文选取官方政策文件、政策舆情文本和科技文献等3类数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政策文件能够体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与制度设计，属权威性证据；舆情文本能够反映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反馈，属实践反馈证据；科技文献则承载了学术界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成果，属理论支撑证据。3类数据的整合提供了从政策制定、落地执行到学理建构的全景视角，通过交叉验证形成多维证据链，为解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演进与实践路径提供系统性支撑。

2.1 多源数据的搜集与预处理

本文采集的数据包含3类文本：一是国家各级行政机构颁布的法律、规划、法规等官方政策文件；二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报告、演讲、访谈、评论、辩论和新闻等舆情文本；三是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科技文献。其中，政策文件和舆情文本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法规库（http：//www.pkulaw.cn/）和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检索词为“新质生产力”，检索时间范围为2023年9月—2025年6月，检索时间为2025年7月7日。经初步搜集，共获取政策文件6 556份（含中央级657份，地方5 899份），政策舆情文本141份，科技文献19 584篇。

为确保政策文件的准确性与代表性，依据“强关联性、有效性、权威性”等3项原则，对其进行筛选与清洗：仅保留标题出现“新质生产力”或正文中“新质生产力”出现频次不少于3次的政策文本；限定为公开、现行有效的正式文件；仅纳入省部级及以上部门颁布的政策文本，剔除批复、答复、函件等非正式文件，保留法律法规、规划、纲要、办法、意见、方案、通知、公告、指引、细则、条例等能够体现政策意图的正式文件。最终，共获得有效的官方政策文件250份。具体如表1所示。

自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其发展经历了“是什么”（2024年1月）、“释放政策信号”（2024年3月）和“怎么干”（2024年6月）等3次深化。依据关键事件节点，本文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概念初现—讨论渐起）、起步期（政策试探—讨论升温）和发展期（政策密集出台—学术研究深化）。阶段演化趋势如图1所示。

2.2 新质生产力的纵向时序分析

多源数据的主题识别及其演化分析，旨在从纵向时序出发，动态追踪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演变路径。政策主题往往反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关注重点与主要目标。本文采用能较好识别政策文本中的共性与潜在主题的LDA主题模型，基于250份官方政策文件、141份政策舆情文本及19 584篇科技文献，通过模型的词频分布结果识别出不同数据源的主题，并分析其演化趋势。具体流程为：①对多源数据进行预处理，即借助文献关键词构建自定义词典，利用jieba分词工具进行分词处理，并去除停用词。②构建BOW稀疏向量，计算TF-IDF值，根据模型困惑度确定最优主题数目，利用LDA建模进行主题识别，并构建多源数据的代表词共现图。③通过计算文本与各主题的相似度，将文本与主题进行匹配，并对主题匹配的文本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主题在各时间点的热度值。

2.3 新质生产力的横向主体分析

各地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部署及其实践分析，旨在从横向主体出发，揭示政策制定者与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客观的文本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文本内容的解读、编码、分类及语义判断，可有效剖析文本的信息含量及其演变特征。本文以各地方的官方政策和舆情文本为样本，按照发布的时间顺序对其进行编号，随后通过阅读相应内容，对相关政策和具体做法展开梳理。

3 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共识及其形成机制

从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政策文件、舆情文本及科技文献中识别出的主题，能够从多个维度反映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构成、现实关切、发展路径与社会认知。本文通过LDA主题模型分析政策文件和舆情文本中“新质生产力”一词所在的段落，根据模型困惑度确定最优主题数目，共识别出7个政策主题和5个舆情主题；同时，基于关键词识别出科技文献的7个研究主题（见表2）。3类主题在关注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各自体现出不同的立场与诉求。

事实上，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来源文本的主题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观察新质生产力从提出到被接纳、理解、应用的语义扩展路径与话语建构过程（见图2）。其揭示了概念如何在国家层面被定义，在舆论层面被讨论，在学术层面被理论化，进而反映了认知共识的形成机制。

3.1 政策维度

政策主题主要体现出国家在宏观层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划与战略导向。“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化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是战略指引，“新质生产力的绩效驱动机制”和“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机制建设，“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支撑体系”和“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设施”是要素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是实践路径。

在萌芽期，政策主要集中于理念构建与初步制度响应，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此阶段，“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布局”主题热度最高，“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和“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化发展”主题也出现早期动向，说明产业转型、制度支持及区域引导是政策萌芽时期的重要抓手。到了起步期，政策从方向引导转向制度化、系统化建设，通过要素聚合和能力构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此阶段，各主题热度全面上升，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化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绩效驱动机制”主题成为焦点。进入发展期，政策关注重点从“做什么”转向“怎么做”，呈现多主题协同并进、发展路径细化、实施落点明确的特征。此阶段，“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化发展”成为核心主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主题热度逐步升温，体现出政府愈发强调政策方案的落地和实操。

3.2 舆情维度

舆情主题更多反映了社会公众、媒体和产业界对于新质生产力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和影响的关注。“生产关系重构与理论引领”主题探讨了新质生产力是否蕴含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型发展范式的构建，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支撑与理论逻辑；“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发展”和“深化改革驱动的新兴产业”两大主题显示出舆论对创新能力与产业形态的高度敏感性，且聚焦于技术原创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国家战略转型与政策引导”主题表明舆论对政策信号有所反应；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题则是舆情从宏观叙事向现实议题转化的典型体现。

在萌芽期，舆论关注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重构与理论引领”主题，说明“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兴概念，在舆论场中尚处于概念释义与内涵解构阶段。此阶段，“国家战略转型与政策引导”主题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度，反映了社会对政府所释放的政策信号具有响应能力。到了起步期，舆论重心开始向更具体的技术与产业方向倾斜。此阶段，“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发展”和“深化改革驱动的新兴产业”两大主题热度显著提升，显示出舆论对“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和实践抓手的深入讨论。进入发展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话题，表明舆论逐步从理论概念解读、政策导向关注过渡到地方具体实施路径、区域模式差异及多元发展逻辑的深度探讨。

3.3 研究维度

研究主题则集中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建构、机制解析和系统支持。“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主题聚焦其基本概念、结构逻辑、内生机制等的理论探讨；“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两大主题体现出学术界对科技赋能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如何嵌入社会治理体系并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根基”“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教育—体制—产业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与制度结构变革”等主题则反映了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教育供给等要素基础的关注。

在萌芽期，“共同富裕与制度结构变革”主题的高热度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在最初被提出时，学者们普遍将其与国家发展战略、制度重构相联系，试图从宏观制度安排中追溯其理论根源；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主题迅速升温，标志着对新质生产力基本概念与内涵逻辑的学理界定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性焦点。到了起步期，理论研究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两大主题热度持续上升，表明学术界开始探索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进入发展期，“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仍为核心研究主题，学术界的持续探讨为其他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期，“产业结构现代化转型”主题显示出研究从理论层面向应用层面的进一步延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根基”和“教育—体制—产业融合发展”主题则体现出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教育供给的关注持续增加。

3.4 三维交叉

本文从政策文件、舆情文本及科技文献等3类数据中，分别提取TF-IDF权重排序前30的代表性词语，以此构建词共现矩阵并导入Gephi软件，选择Fruchterman-Reingold权重布局算法进行可视化运算，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在该图谱中，节点颜色用于标识代表词来源，节点大小反映代表词的度中心性，连线粗细表征代表词的共现强度。由图3可知，不同社会主体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关注重点、话语逻辑与功能定位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政策、舆情、学术多维话语体系的协同与分野。具体而言，3类话语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关注既存在交集，也各有侧重。“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人工智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引领”等词汇，共同构成政策制定、舆论关注和学术研究的共识核心。这些词汇既集中体现各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技术驱动和产业升级的高度认同，也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语义框架，更是实现多方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认知基础。

双重共有词揭示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边界融合特征。具体来看：政策与学术话语体系共同关注“数字化”“数字经济”和“新发展理念”，表明政策制定吸收了部分学术理论成果以支撑制度构建；政策与舆论话语体系则在“产业链”“科技成果转化”“因地制宜”“制造业”“产业创新”“新材料”“传统产业”等关键词上存在重叠，体现二者在产业转型路径与区域实践方向上达成共识；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共享“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显示出舆论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对发展范式与制度变革的理论认知能力。

此外，部分未形成边界交叠的词汇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不同主体的角色差异与关注重点。其中，政策话语体系的独有词汇如“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人力资源”“中小企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突出其在顶层设计、制度安排、组织动员与政治引导方面的功能，既体现了政策话语的规范性与执行导向，也有助于理解国家在生产力结构转型中的战略意图与实施路径。舆论话语体系的独有词汇如“新动能”“新模式”“新优势”“新技术”“新能源”“新赛道”“智能化”“高端化”等，则更多关注技术热点、市场趋势和社会焦点，表现出舆论层面较强的现实感知力和以传播为导向的话语特征。学术研究话语体系的独有词汇如“数据要素”“新型生产关系”“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产教融合”“绿色发展”等，更侧重于对新质生产力本质内涵、演化机制与结构逻辑的系统性探讨，既反映新质生产力在学理层面的知识生成机制和研究前沿，也为政策形成提供科学支撑，推动概念从政策口号向可操作理论转化。

4 新质生产力的地方实践及其互动机制

在政策逐步凝聚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各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的“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要求，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结合区域特色与实际需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4.1 地方政策部署的多维路径与战略取向

本文通过搜集不同地方政府发布的新质生产力相关政策文本，梳理并分析45个地方政府的战略重点和发展方向，识别政策演化趋势和核心内容，进而构建新质生产力政策框架（见图4）。由图4可知，各地区围绕科技创新、产业体系、体制改革、绿色转型、人才支撑五大维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从政府层面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从各地政策部署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在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呈现出一些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4.1.1 政策主体多元，强调组织协同

地方政策的发布主体日益多元，涵盖省、市、区三级政府，人大常委会，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功能区管理机构，以及金融、财政、税务等职能部门。这些机构依据自身职责分工，形成差异化功能定位。例如：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江苏省科技厅等聚焦产业技术突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江苏省、宁波市、厦门市等地人大常委会从制度和法治层面提供支撑；临港新片区、青岛高新区、镇江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则突出场景应用与资源集聚；山东省、安徽省等地通过财税金融手段强化资源保障。这种跨层级、跨系统的政策协同机制，构建了纵向协调、横向联动的政策执行体系。

4.1.2 政策内容广泛，注重系统性和集成性设计

地方政策的内容覆盖科技创新、产业体系、体制改革、绿色转型、人才支撑等多个维度，力求构建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例如：湖北、四川、杭州、贵阳、青岛高新区等地将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统筹抓手，推进资源、技术、人才、制度、平台等融合联动；山东注重“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构建；宁波、江苏、重庆等地强化对“专精特新”企业与“独角兽”企业的精准支持。各地普遍注重创新生态建设，通过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障、法治环境优化等措施提升政策效能，展现出系统性思维和全局性谋划。

4.1.3 因地制宜发展，凸显区域差异化路径

地方政策普遍体现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特征：发达地区多强调基于原有优势的结构优化与产业跃升，如深圳聚焦新兴产业集群升级，上海杨浦打造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杭州滨江强化科技园区的资源与产业集聚效应；而中西部与资源型地区则更多关注资源重构与优势重塑，如湖北强调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并进，陕西以产业集群培育与“六个1”机制推进区域创新，青海立足生态优势强化开放合作。此类政策既符合地方实际，也有助于国家整体战略的多元化落地。

4.1.4 产业领域广泛，强调政策系统整合性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已广泛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科技金融、信息技术等多个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地位。地方政策通过“纵向整合+横向联动”推动产业链协同，如深圳、陕西、东莞等构建产业集群以提升集聚效应；大庆、北京、山东等着力打造全要素支撑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协同。同时，不同行业主管部门也积极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如福建林业局、湖北住建厅积极推动绿色制造、城乡融合、智能建造等领域的产业升级。这种系统性政策布局既推动了各类要素的高效整合，也为地方构建未来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系统化内容设计+区域差异布局+全产业覆盖”的多维政策体系。这不仅体现出地方层面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也展示了地方在因地制宜、融合创新中的主动探索与制度创新能力。

4.2 地方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特征与政策反馈机制

本文通过梳理33条地方相关报道，总结各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举措，并提炼出地方发展路径的4个主要特征，进一步揭示政策部署与实践操作之间的互动机制。

4.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各地普遍通过改革破除制度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安徽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先行探索，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浙江依托平台建设与政策支持，激活科技潜能；江苏则强化人才引进与制度协同，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保障机制。体制机制改革不仅优化了创新生态，还加速了新技术、新业态的涌现。

4.2.2 强化基础研究投入，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各地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科技攻关的战略作用，纷纷加大原创性研发投入，并推动产学研协同。黑龙江、陕西、广东等地聚焦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区域创新效能；江苏则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应用基础研究特区”建设，赋予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科技创新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推动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体系。

4.2.3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多地在致力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系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福建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升级；江苏通过技术赋能提升钢铁等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北京、上海等城市聚焦6G、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谋求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通过“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各地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2.4 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各地高度重视结合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例如：四川聚焦量子科技产业培育；山西重视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内蒙古、青海等地以新能源和新材料为重点发展方向，契合国家“双碳”战略。与此同时，江苏、广西等地强化区域协同与产业链整合，构建跨区域合作格局，推动资源共享与产业互补。

综上所述，地方政策部署与实践推进之间已形成良性的双向反馈机制。一方面，政策为实践提供战略框架与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实践反馈不断丰富政策内容，实现从“战略设计”到“落地执行”的有机闭环。成功的政策实践不仅依赖前瞻性顶层设计，更需要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能力。这一机制确保了新质生产力在地方层面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从政策制定、舆论关注与学术研究三大话语体系的多维比较出发，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理念构建、认知共识形成、政策推动与实践落地等多个层面的运行逻辑及发展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完善与地方实践创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实证依据。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多方共识与差异并存。三大话语体系围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基础认知共识，但各自立场与重点存在显著差异：政策话语强调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舆情话语体现现实感知与社会预期，学术话语则聚焦理论建构与结构解析。三者在“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核心关键词上达成共识，为跨主体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概念基础与价值锚点。

第二，阶段性演化与互动传导。三大话语体系的核心主题呈现阶段性演化特征，反映出“新质生产力”由提出到落地、由理念到实践的认知深化过程。从萌芽期的概念界定与政策信号回应，到起步期的制度建设与技术路径探索，再到发展期的落地执行与系统转型，各方关注点逐步趋向细化与可操作化，形成跨阶段、跨领域的知识传导与话语互动。

第三，地方实践的多元路径。各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部署与实践举措，呈现多元协同、系统布局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地方政府依托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机制和系统性政策体系，有效驱动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区域和产业中的创新实践，体现出国家战略与地方行动之间良好的政策响应机制与实践反馈机制。

5.2 不足与展望

展望未来，“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其研究与实践仍面临多重挑战并具有拓展空间。理论层面须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数据制度、场景驱动、协同治理等独特机制提出研究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升其理论解释力与路径可操作性；政策与实践层面须进一步深化区域差异化发展路径研究，关注体制机制创新与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实现从“认知共识”到“制度供给”再到“应用突破”的完整链条构建；此外，还需要以前瞻性视野防范“新质生产力”的潜在风险，如技术迭代引发的就业冲击、分配失衡、资源错配等问题。

在方法和数据层面，建议未来研究强化跨学科整合与多模态数据分析，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型研究工具，实现对新质生产力概念边界扩展、演化路径动态刻画和实施成效精准评估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赋能，为政策制定和理论创新提供更具科学性的决策依据与知识支撑。同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主体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应用场景与科技成果，并补充英文文献、国际专利及海外舆情等数据，构建更加全面的多源信息体系。此外，也可引入多源社交媒体数据以拓展分析视域，特别是利用情感分析与话题识别方法，更加全面地揭示“新质生产力”在社会舆论场域中潜在的争议焦点与认知分歧。

本文来源于《创新科技》杂志2025年第9期。陈悦，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长；杨嘉敏，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高道斌，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崔林蔚，辽宁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后，讲师；刘启巍，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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