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

如果不是那场公开演讲，刘瑜这位平时不太喜欢上热搜的清华副教授，大概不会突然成了热词制造机。

她那句“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学术圈这池看似平静的水，一时间水花四起，争议四面开花。

这句话说得直白，甚至有点刺耳。可正因为太真实，才让人听得心里发紧。尤其是在一个博士头衔越来越普遍、但“博士到底该干啥”这个问题仍然模糊的当下，她这句话就像把窗户纸给捅破了。

当然，不少人第一反应是震惊：“你怎么能这样说同行？”但冷静下来想一想，她说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她是不是只是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或者说不愿说的话？

这话不是她随便发个微博吐槽，而是在一次正式的学术会议上说出来的。她举了一个例子，说某位博士花了三四年时间，写了一篇关于1920年代的“安源罢工”的论文，几十万字，史料详实，但看完之后她的感觉是：没啥新意，也没啥意义。

她的原话差不多意思是，“你这研究，除了完成任务，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很多人听完会觉得这话有点太苛刻了，人家辛苦几年，你一口就给定了性。

但换个角度看，刘瑜不是要否定那篇论文的努力，而是在质疑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培养这么多博士，究竟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知识的搬运工，还是要他们成为思考的发动机？

说到底，她批评的不是具体哪个人，而是整个文科博士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按部就班”：选题套路化，框架模板化，论文只求过关，思想深度却很有限。刘瑜的这番话，其实是一次不太客气但很有必要的提醒：我们不能只关注博士帽戴得漂不漂亮，更要关心脑袋里到底有没有东西。

这场发言一出，迅速在网上发酵。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网友说，她太理想主义，不考虑现实压力；也有人说，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可不管立场如何，至少她让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重新被摆到了台面上。

一堆“高学历”，为啥还会“平庸”？

咱们得承认一个现实：这年头，博士不稀奇了。我国每年新增博士超过7万人，文科博士的比例也在稳步上涨。但数量多了，不代表质量自动跟得上。尤其在文科领域，“博士”这个头衔，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能力的象征。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一些高校或者研究机构里，博士论文的标准是：资料要全、格式要对、脚注要规范。很多人从入学那天起，就开始“对标优秀案例”，按图索骥写出一篇四平八稳但毫无锋芒的作品。

论文写完了，导师说“不错”，评审也打了高分，可是除了毕业答辩那天，几乎没人再翻开那篇论文看第二遍。

刘瑜的批评，其实正是冲着这种“程序化”的博士培养方式来的。她不是针对谁，她说的是一种现象——博士们太忙于完成任务，太少去问“这个研究有啥意义”。久而久之，博士成了“学术流水线”上的产品，雷同、重复、无趣，也难怪她会说“平庸得令人发指”。

当然，批评容易，改变难。有时候学生也不是不想创新，而是整个学术体系给他们的空间实在太小。你要是写个特别新颖的题目，容易被认为“太冒险”；你要是写点跟现实联系紧密的内容，可能会被嫌“太不学术”。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们自然更愿意选择安全路线，而不是冒险犯错。

但问题是，这种“安全第一”的思路，培养出来的不是思想家，而是“合格的复印机”。

文科博士的出路，不该只靠“熬资历”

很多人对文科博士有偏见，觉得他们“只会读书，不会做事”。但真相是，文科博士的价值，并不在于能不能造火箭，而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在文科领域的投入其实并不少，不管是“一带一路”研究、还是乡村治理、公共政策评估，很多文科博士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也在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

比如一些高校推出“跨学科创新项目”，鼓励文科博士与理工科、医药、城市规划等领域合作，从而让研究更贴近社会需要。这类项目的核心理念很直接：别只在书里打转，要把知识用在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地方。

再比如，文科博士就业的渠道也在变宽。过去大家觉得博士出来就得进高校、当老师，但现在越来越多文科博士进入智库、传媒、企业、公共管理部门，甚至参与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不是文科没用，而是看你怎么用。

但要让这些转变真正落地，还得从培养阶段就开始转变思路。博士生不该只是“学会写论文”，而是要“学会思考”和“学会表达”。导师也不该只当“评审官”，而要真正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我国文科教育，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自我怀疑”

刘瑜有海外留学背景，这也让她的观点带有一种“比较眼光”。但她并不是在说“国外的月亮更圆”，而是在提醒我们，别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把自己搞丢了。

美国、欧洲的文科博士也不都是“天才”。事实上，根据一些国际教育报告，欧美国家的文科博士同样面临就业难、研究脱离现实、博士毕业“泡沫化”等问题。

但我国的优势在于体系健全、政策稳定、资源集中。比如“新文科”建设，就是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推动文科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通过设置“中华传统文化”“区域研究”“数字人文”等课程，让文科博士既懂历史、又看得见未来；既能做学问，也能讲故事。

还有不少海外留学生选择来我国攻读文科博士，这说明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正在外溢。从“走出去”到“引进来”，我国文科教育正在形成自己的节奏和风格。

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平庸”，就怀疑整个体系，更不能因此就开始“全盘西化”。我们要做的，不是否定自己，而是找准问题，持续修正。刘瑜的那句话，不是掀桌子，而是拍醒我们别睡着。

有批评，才有进步；有争议，才有活力

刘瑜的那句“平庸得令人发指”，听上去像是在批评别人，其实更像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她不怕得罪人，因为她知道，一句不合时宜的真话，往往比一百句客套话更有价值。

她不是要打击谁，而是希望我们别满足于“合格”，而要追求“有用”。在这个博士帽越来越容易戴、但真正有思想的人却越来越稀缺的时代，她的这番话，值得我们所有人认真想一想。

文科博士不是“废柴”，也不是“精英”，他们是社会思维的中坚，是国家文化的根基。只有当他们不再“平庸”，我们的社会才不会陷入“知识过剩、思想匮乏”的怪圈。

刘瑜的这番话，听起来狠，其实是爱。真正的批评，不是为了拆台，而是为了让这台机器运转得更好。所以，我们该感谢她——不是因为她说了大实话，而是她敢说，并且说得刚刚好。

参考资料：
刘瑜：当代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衰退现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