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嫉妒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力量,又如此普遍,所以人类为了不被个体的嫉妒所吞噬,维持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合作,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约束机制,促使人类文化走向复杂。“人类是一种容易嫉妒的生物,如果没有嫉妒带来的对被嫉妒者的社会约束,我们将无法发展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从很多部落社会的黑魔法传统中发现,巫术、魔法通常都和嫉妒情绪有关,往往是来自弱势、边缘的群体,投向更加强势的一方。比如,非洲阿赞德人。这个群体居住在今天的苏丹、南苏丹一带,他们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上非常著名,因为他们有一套非常典型的巫术系统,而且基础就是无处不在的嫉妒情绪。虽然阿赞德人笃信巫术,但是他们并非没有逻辑,整天胡思乱想,恰恰相反,他们非常相信因果,万事都要一个说法。比如我们得了感冒,可能会说自己着凉了,或者最近休息不好,总之是自己不走运。而阿赞德人就会问,为什么偏偏今天着凉?为什么偏偏是自己休息不好?一定是有人搞鬼,用巫术害我。
所以阿赞德人有一句话,“首先现身的是贪婪,接踵而至的是巫术。”他们把嫉妒和其他道德污点归在“曼古”名下,这是一种神秘力量,会利用人的情感给他人带来厄运。阿赞德人认为,虽然并不是每个嫉妒的人都会成为巫师,但是每个人都可能会嫉妒,而且一个人不需要有意识地想要发动巫术,只要有嫉妒情绪,就可能引导曼古去伤害别人。因此,阿赞德社会中对嫉妒讳莫如深,每个人都从小被告诫,不能嫉妒,以防被人指认成巫师。万一谁有嫉妒情绪,就会直接被禁止参加集体活动。可以说,阿赞德人的独特文化,就是围绕遏制嫉妒,而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人类社会不会放纵嫉妒,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控制嫉妒,“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有像希望、爱、公正、进步这样的概念,但几乎每一种文化,包括最原始民族的文化,都觉得有必要给那些不能忍受其他人拥有他所没有的东西的人,以及因此在看到别人失去这些东西时感到快乐的人,赋予一个名称。所有的文化都提供了一套概念和仪式机制,以寻求保护自己免受这样的同胞的侵害。”但是问题也来了,因为人类总是倾向于控制嫉妒,很多人开始主动采取“避免嫉妒”的行为,这就是嫉妒的第二层影响。而且,这一层影响还是隐藏的,通常以“渴望被接纳”“渴望被喜欢”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压抑自我的表现。第一种嫉妒避免行为,是通过减少的方式,主动消除嫉妒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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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刚刚说的阿赞德嫉妒巫术是针对同群体熟人的,其实也有无差别伤害的嫉妒巫术。一个厄瓜多尔的美洲原住民部落,他们总是以嫉妒为由制造雨水,为了给他们的同族人带来伤害或烦恼。有一次人类学家跟当地人一起过河,正好碰上大雨,水位上涨,差点翻船,于是当地人跟他说,回去就要作法继续降雨,让别人过河也很麻烦。这可真是自己淋过雨,所以非得把别人的伞撕烂。在更常见的案例中,这种主动减少会以经济行为的形式出现。有一个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曾描述了加纳一位部落酋长的困境。这位酋长曾在一些欧洲出口公司的办公室担任文员长达30年,他想先通过积累储蓄资助一个政治组织,来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他发现这一点无比困难。每当他的亲戚认为他已经存了钱,他们就会以家庭责任为由来要钱。“在西非,人们总是在银行门口徘徊,当他们的亲戚提取了一笔钱出现时,他们就会扑上去。这位酋长不得不把他的账户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因为他的亲戚设法从银行职员那里套取了他的存款信息。”最终这位酋长想了一招,他开始建造一所房子,但故意不完工,这样他就可以展示给他的亲戚看,自己没钱了。最后,他的亲戚们都相信了他,于是他才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储蓄计划。
此外,舍克认为,在很多社会中,酋长或者头人会主动把集中的社会财富大规模消耗掉,或者直接再分配,用物质分发换取社会声望,平均地提高成员们的富足水平,根本原因也是为了避免产生嫉妒。比如太平洋上的马西姆人,虽然人们对部落头人通常都很尊敬,头人们也有相应的组织才能,但是他们在商业化过程中,很多有希望的企业最后都是半途而废。研究者发现,这是因为马西姆人的首领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确保平等分配。因此,这些领导者必须不断地问自己:“在我的追随者那嫉妒的眼神中,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财富的总量增长,而是每一个成员的平均增长,这与商业社会格格不入。这种减少嫉妒的行为看起来很少见,其实在发达社会也很多,最常见的就是两代人之间,有些父母会觉得自己以前比子女现在的条件差多了,所以孩子没有条件吃苦,也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吃苦。这其实是长辈内心的嫉妒感作祟,是不利于孩子适应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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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嫉妒避免行为,是形成了压抑“成功者”的文化。一个非洲案例中,当地部落的成员在铜矿和城镇工作,逐渐采用了货币经济。其中不乏主动离开部落土地,寻找发财机会的个人,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被认为使用了“黑魔法”。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田地比别人的要长得好,一定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巫术,破坏了别人的田地,让自己的田地变得肥沃,而不是因为耕作方法的进步。比如有一个叫亚当的人,他在教会学校学会了木工活,自己赚了点小钱,在村里面盖了唯一一间砖房。于是人们就说他用黑魔法驯服了牛,去别人的家里偷运东西到自己家,所以才会变得有钱。
中国人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属于这种情况,不过不一定涉及经济行为。书中提到了中国人类学家胡先晋出版于1944年的名作《中国人的脸面观》,介绍了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当年这篇文章是讲,中国人的面子不靠吹,而是靠谦虚。由于文化差异,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一被夸奖就表示谦虚和拒绝,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所以胡先晋特别强调,很多中国人的自谦是为了避免被人针对,因为“一个爱吹嘘的人,在失败时不会得到他所在群体的同情,相反,他会受到嘲笑”。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的内敛、含蓄,与控制嫉妒的社会原理不无关系。在一个印度村庄里,一名农业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建议农民在下一个收获季使用特制的种子或新型肥料,但这些建议很少被采纳。一位在印度乡村担任传教士多年、对我们的理论一无所知的印度老人解释说:如果这个新方法果真如其所承诺的那样带来特别的丰收,那么这个人就会害怕“邪恶之眼”。很多文化中都有“邪恶之眼”的传统,也就是通过眼睛来向嫉妒的人“发射”巫术,而这种眼睛巫术在中国,虽然没有类似的邪术传说,但我们也会用眼睛的隐喻,比如“眼红”“眼馋”等等。如果有人让自己比邻居们更好看、子女更多、更有钱等等,当然也包括采用新技术获得丰收,就要承担邪恶之眼的风险。如此一来,成功奖励不多,失败毫无收获,就没有人愿意尝试创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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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就算是发达国家也容易受到嫉妒的影响。作者举的例子是1896年美国总统选举,我们也可以以此作为例子,联想到很多更近的案例。在1896年,当时美国打完南北战争,国内经济开始腾飞,出现了卡耐基、洛克菲勒等等企业大亨,但是国内贫富差距也开始逐渐拉大。不过,当时选举中最争议的话题并不是贫富差距,而是聚焦在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要不要把1873年实施的金本位制度,恢复成以前的金银货币双轨制。这个问题乍一看就知道,是需要经济学知识的。但显而易见,如果在选举的时候来给选民们讲经济学课程,恐怕也拿不到多少选票。 所以当时民主党的候选人布莱恩就想了一个办法,直接利用人类的嫉妒心理,他把黄金和特权挂上钩,攻击金本位支持者是“金虫子”,而把白银说成是代表普罗大众的金属。布莱恩声称,支持黄金货币的人代表贪婪的特权阶层,所以他为白银争取和黄金平等的地位,也是为穷人争取和富人同等的地位。他有一句名言,“你不应该把这个荆棘之冠压在劳动者的头上。你不能将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甚至就连他的共和党对手都有些动摇,不敢提到“黄金”这个词。凭借自己出色的演说才能和煽动嫉妒情绪,布莱恩获得了一大批不明就里的底层支持。不过,共和党最后还是靠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的数百万美元资金在宣传战上扳回一城,最终险胜。
的确,如果从当时的法律和经济情况上看,美国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白银生产国,为了稳定币值以及和国际贸易接轨而转向金本位制度,是有一定风险的,特别是会冲击白银矿主的利益,于是白银矿主支持反对金本位的民粹主义党和民主党联合,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而布莱恩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实际上,如果用布莱恩的双币制,美国可能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摧毁美国债券市场。但是对于负债累累的农民和小商人来说,哪有那么容易算清进出口结算、通货膨胀和汇率浮动的账,他们之所以会被白银矿主忽悠成金本位的反对者,是因为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嫉妒心理被利用,而并非布莱恩真的提出了多么高明的经济主张。事实上,支持金本位的麦金利上任后,开启了美国经济三十余年的黄金时代。
可以看到,舍克对嫉妒的看法是偏向负面的,但他认为这种负面也曾经在复杂社会的形成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要控制嫉妒,所以才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但是,舍克更想强调的是,嫉妒的破坏性不仅在于嫉妒本身,还在于社会为了消除嫉妒、避免嫉妒而过度压制个人的积极性。有些文化中遏制嫉妒的做法,打压了敢于创新和突破常规的人,形成了针对突出个体的习俗,反而会扼杀社会和个人发展。而现代社会中,也会出现利用嫉妒情绪的政客,开出富有煽动性的空头支票,骗取大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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