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革命就是团职，后军职待遇，杨尚昆：太低，建议为兵团职待遇

一九八四年初冬，北京西长安街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杨尚昆翻着军委干部处送来的老档案。窗外冷风拍打玻璃，他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指着一份泛黄档案夹说道：“怎么，还只是军职？太低了。”陪同的秘书点头称是，档案夹封面写着三个字——童陆生。

档案往前追溯到一九二三年。那年，刚从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结业的童陆生，顶多二十出头，却已是共青团员。两年后，他在北伐序幕开启之际转为中共党员。讲武堂与保定并称“双峰”，同期同学里有后来的一将之才陈奇涵，足见那所分校在当时军界的分量。

北伐东征阶段，童陆生身在湘军，职务是团附兼参谋长。为人熟，脾气冲，却敢打敢拼。军事档案记载，他率一个加强连强渡汀江，解决了一个营的防线，通电北伐军主力。到大革命高潮时，他已代理团长，这在二十六岁的年轻军人里绝对亮眼。

一九二七年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童陆生被派往鄂西，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协同李富春准备鄂西暴动。敌强我弱，暴动未能成势，部队被迫化整为零。他放下长筒马靴换草鞋，带十多名骨干向湘鄂边山区转移，白昼藏山洞，夜里摸黑赶路，那段经历后来成为他回忆里“几乎看不到活路”的灰暗章节。

流亡武汉期间，他靠旧同学关系获知李明瑞准备在广西另起炉灶，遂南下桂林谋求立足。李明瑞部队后来走向百色起义，但他尚未赶到就被组织派去上海寻找联络点。几经辗转，任务改派陕西，从事兵运。到一九三六年冬，他混迹在杨虎城的陕军里，表面是旅参谋长，暗地负责统战与情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恢复，他的身份终于不再需要重重伪装。

抗战全面爆发，中央把他调去山东。那支华东敌后武装进入组建期，缺人懂指挥又懂敌情，他成了香饽饽。然而一年后，延安电报催他回抗大任职。有人不解：前线正缺干部，为何送他回后方？答案在于他既熟军事又精情报，中央决心把战略参谋班子配齐。此后在军委四局、一局，童陆生一直是写电报、做方案的行家里手，枪炮声离他渐行渐远。

解放战争尾声，他任军委一局局长，职务对标正军级。一九五二年干部评级，他被评为正军，但授衔时定少将。有人替他抱不平：资格老、工龄长，为何不是中将？军衔条例明文规定要看斗争实际与主官经历，机关干部普遍“低一档”，童陆生自然无法例外。不得不说，战场履历比纸面资历更硬，这是那代军人的共识。

一九五四年转入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当副部长，协助郭天民。叶剑英筹建军事科学院时，又将他调去院务部。研究室会议发言，他总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年轻研究员却嫌他太过谨慎——机关作风与前线节奏终究不同。

风平浪静未能持续。五九年底，一场“反右倾”风暴把他卷进黑龙江宾县农场。炭炉烟呛得他直咳，手上冻疮反复裂开，仍得在冰面刨苞米地。一次点名时小排长喊错了字，他苦笑回答：“我在党里三十多年，第一次听人念错我名字。”那年他已经五十七岁。

一九六三年回京后，没有具体职务，只象征性安排在军科院资料室整理旧档。资历老，待遇却仅军职。桌上茶杯瓷口已缺一角，他也不置声色。有人私下提醒：“老童，去找组织反映。”他摆手道：“组织要我等，我就等。”

等字耗去了二十年。直至一九八四年，杨尚昆在翻档时猛然发现这位“革命老兵”。“他大革命时期就是团级干部，现在还是军职，不合适！”一句话让沉寂案卷起波澜。最终批示下达：提升兵团职待遇，按副兵团级配车、配司机。那年秋天，童陆生在总政礼堂领到通知，默默收好，从兜里摸出一张旧照片——北伐时的团部合影，边角已经发脆。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待遇没表现出激动，只说了句：“党没忘我，就够了。”旁人听来云淡风轻，其实背后是几十年阴晴。

进入晚年，他常被请去军史座谈。一次，有青年军官问：“老首长，您这么多跌宕，何以坚持？”他眯眼想了想，答得朴素：“跟着党，方向就不会错。”会场静了半晌，有人低声补一句：“这才是老资格。”

一九八五年冬，首都机场跑道上，童陆生站在警卫员旁，目送首批赴非军事援助团出发。北风凛冽，他没穿大衣，只把呢帽往下压了压。同行干部劝他回车里取暖，他摆摆手：“年轻人在前面，老家伙就多站一会儿。”

他后来写过一封短信交军科院档案室，字迹硬朗：“昔年从军，求的是民族独立；今朝已成，望后人珍惜。”未署日期，只落一枚干练的“陆生”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