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蒋英在北京逝世，葬礼十分隆重，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2012年，蒋英在北京逝世，葬礼十分隆重，她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可是，却有人却认为蒋英得到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科学家丈夫钱学森。
2012年2月5日，北京协和医院的灵堂内，红色的党旗覆盖在蒋英的遗体之上，她安静地躺着，神情安详，像一位刚刚谢幕的艺术家。
鲜花围绕，哀乐低回，出席者肃立默哀。
就在这场庄严的告别仪式之后，网络上却冒出一种声音：“她享受这样的待遇，只因为她是钱学森的夫人。”
这个说法迅速传播开来，有人点头，有人质疑，如果只用“科学家夫人”来概括蒋英的一生，不仅粗暴，也极不公平。
1919年8月，蒋英出生在浙江海宁，她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思想开明，重视教育。
蒋英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自由、自尊、独立。
1936年，17岁的蒋英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
那个时候，欧洲正处在战火前夜，纳粹主义在蔓延，空气中都是压抑与紧张，可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练声四小时，常常一站就是一天。
1939年，德国大剧院开始注意到这个东方面孔，她的女高音干净、饱满，唱德语歌剧时咬字清晰，情感到位，很快就成为剧院的签约演员。
1943年，她在瑞士鲁塞恩音乐节女高音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是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东亚女歌唱家，这个奖项至今仍被国际古典音乐界视为顶级荣誉。
1947年，蒋英在上海与钱学森重逢，两人其实早年就认识，小小年纪就一起读书、练字、弹琴。
战争打断了联系，十几年后，两人在黄浦江畔再次相遇。
婚后不到三年，风暴就来了，1950年，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软禁钱学森，限制他离境。
理由是他“掌握了美国最先进的导弹技术”，不能让他回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蒋英怎么办？她放下了在欧洲打拼多年的音乐事业，选择留在美国，陪伴丈夫。
她找律师、写信、和领事沟通，甚至在一些场合直接表达不满，她不是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家属”，她是一个有主见、有行动力的独立女性。
钱学森被关押五年，蒋英就坚持了五年，她每周探监，每次不超过十五分钟。
她带去自己唱的歌录音，用音乐缓解丈夫的焦虑，她会在家中弹琴，用音乐填补那个时代的孤独。
1955年，钱学森终于回国，蒋英毫不犹豫地跟了回来，放弃了在西方的舞台和前途。
回国后，蒋英没有回到舞台，而是选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从一名歌唱家变成了一名教师。
她教学生如何发声、如何用情感唱歌，更重要的是，她教他们如何理解责任。
她曾对学生说：“艺术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用来炫耀的。”
她的学生中，后来不少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中坚力量，李双江等人都尊她为恩师，说她严厉但公正，从不敷衍每一节课。
她也不是那种“光讲技巧”的老师，她要求学生不仅会唱，还要有信仰、有热情、有情感。
她的教学从未停歇，直到80多岁才正式退休，四十年，她没有出国演出，但她的影响却深远得多。
1980年代，中国航天事业进入关键阶段，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精神高度紧张。
蒋英开始策划一部歌舞剧——《星光灿烂》，这是一部专门为中国航天人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爱情戏，也没有炫技桥段，只有对于科学家群体的尊重。
她亲自选角、排练、改词，一遍遍打磨剧情。
《星光灿烂》首演那天，台下坐满了航天人，演出结束后，有人眼眶湿润，说：“这是第一次，我们这些搞导弹的，被人用歌声唱出来。”
蒋英不是在陪钱学森做事，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个目标努力。
有人说“她是钱学森的幕后英雄”这话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她不是“幕后”，她始终在“正面”，只是舞台不同。
2012年2月，她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几天后，灵堂设在八宝山。
那天，北京下着小雪，很多曾在她门下学艺的人赶来送别，没有人高声哭泣，只有低声哼唱着她教过的歌。
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党旗，有人看到照片后说：“这面旗是给钱学森的，不是她的。”
这话让她的学生气愤不已。
一位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过她课的教授说：“她四十年不拿一分演出费，专心教学，为中国音乐教育写下无数规范教材，党旗是她自己争来的。”
蒋英是党员，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
那面党旗，不是奖赏，不是附属品，也不是象征谁的光环，它是对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教育家、一个艺术家的肯定。
蒋英的一生，不是“嫁给了谁”，而是“成就了谁”。
她的价值，不是依附，而是独立创造，在她九十三年的生命中，有掌声、有泪水、有牺牲，也有坚定的信念。
她不是钱学森的影子，她是蒋英本身。
灵柩上红色的党旗，它覆盖的，是一个用一生追求艺术、教育和国家命运融合的中国女性。
而她，早已用行动告诉我们——党旗，首先属于她自己。
信源：著名女高蒋英逝世 钱学森：她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