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早春和风” 到 “急风暴雨”，195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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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反右、批修，教员的思想为何转变得那么快？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干了什么？说了一些什么？

1957年的春天，自然界的气候没有显出有什么特别来，中国社会却不然了。

尽管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国内连续发生小规模的罢工、罢课、退社风潮，知识界也不平静，议论纷纷，但是共产党却不压不禁，反倒显出一种豁达与宽容。

2月，教员发表讲话，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民尽情发表意见。

4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共产党外的人士帮助党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一系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人们的确感到了共产党的真诚。有人甚至赞美这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

这里说的是知识分子，它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都显出了一派生机。

当然，反映最快的、最敏感的是知识分子。当早春变成初夏时，“腼腆”已云消雾散，人们完全敞开了心扉。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党外人士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就存在差异。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领导人归结为作风问题，并以为通过整风的方式即可解决。

党外人士则更多地注意制度问题，认为根治官僚主义的途径在于完善制度。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

“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月、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比喻未必妥贴，但他们的注意力和倾向性却很鲜明。

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到民主党派参予国家政治生活，从共产党接受监督到健全国家法制，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些话说得刺耳了

“好大喜功，偏听偏言，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有些话说得不对头了：“党天下”、“轮流坐庄”、 “海德公园”。

1957 年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党的领导地位为 “党天下”。这种言论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歪曲。

1957 年整风运动期间，有人提出此说法，据相关资料显示，“轮流坐庄” 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后被按到章伯钧头上，但实际上这并非章伯钧的言论

1957 年整风运动中的 “海德公园”，是指有人主张在中国效仿英国海德公园的模式，开辟类似的自由言论场所。

教员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些言论：自己倡导起来的整风运动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吗?

关于制度，不是去年已经说清楚了吗?

他亲笔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制度造成的。文章不仅否定这种观点，而且认为”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

这里有两点误解。认为斯大林错误源于制度的观点，有两种情况：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者，他们从根本上否认这个制度并诅咒它；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者，他们拥护这个制度，但认为在这个根本制度下的某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病。

文章没有区别两种情况，此其误解一。

由此而来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同这个根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混为一谈了：

一讲制度，便认为是根本制度；

一讲制度有弊病，就看作是否定根本制度。

在教员看来，现在提出制度问题，是要在中国做否定社会主义的文章。

好大喜功?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

偏听偏信?偏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好?

偏得还有些不够，还要偏一些才好。喜怒无常?

有常并不好，不能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是喜欢。

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有什么干头?!

中国的古董没有多少好东西，有些人拆了牌坊也要流泪。

竟然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了“党天下”，难道共产党不能领导新中国?

他们是想自己出来当政，无怪乎要“轮流坐庄”。

教员给党内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

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事情真的起了变化。

6月8日，教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 变成了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几乎所有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划作了“右派”。

那位曾经赞美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费孝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一夜之间成了著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

其实，费孝通也不过是“右派”的一个缩影罢了。

这时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讲“春天”的社论，说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

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教员的心理正是直接伴随着变化起伏的政治生活而变化的。在他看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进攻”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旧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

他不能不修改或补充他的2月讲话的观点和判断。

如果说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初，教员在思想上主要还是矛盾和犹疑，那么，随着这个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他的思想上的失误和偏差就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