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骗局！五十年代 “苏联援华专家” 造假案，为何震动全国（五）

书接上回。

但对于此时的弟妇而言，她认为这房产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的，我有权决定住哪里，这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弟妇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段高飞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下来了。因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产部门弄错了，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可能弟妇还托了熟人，就给办理了。段高飞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那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于是就去走访房产部门，怪事也就出现了：人家告诉段高飞，经查，那套房产当时你父亲是留给你弟弟段高冲的，所以，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段高飞听着就糊涂了，说那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房产局就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段高飞说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嘛。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妇说房产是留给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证据呢？可房产局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在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国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了，房产部门也是国家的，所以就给办理了。

段高飞对此自然不能接受，于是就天天找政府交涉，也就是现在说的上访，这一上访就是 两年多，但这一切都没用。大约两个月前，当段高飞在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偶遇一个人。这个人被段高飞视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苏联专家”。

　　这位“苏联专家”一眼就看出段高飞是资本家了，于是，他连俄语都不说了，就直接用汉语跟段高飞说话了，时间一长段高飞跟他交上了朋友，当被问及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瓦洛嘉的回答是：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国待过三年多，为抗战收集经济情报的工作。

瓦洛嘉第跟段高飞谈话时，就直接点中了这个饱受委屈却无处讨公道的资本家的穴道，在得知段高飞的诉求之后，瓦洛嘉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飞开口相求，就主动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助将相关材料递送给市领导甚至北京来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瓦洛嘉还向段高飞表示，几个月后，中国方面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是有跟中国首长直接接触、届时顺便把段高飞的材料一并递送，说这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某某某递送给首长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长同志的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揽，还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段高飞要的就是到这一步，因为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了。

　　像段高飞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认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中国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段高飞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参，还把静安寺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瓦洛嘉居住，因为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段高飞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了。弟妇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

两个星期前，段高飞请瓦洛嘉来家里做客，见瓦洛嘉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便慷慨赠送给对方了，后来破案后，专家对那个从瓦洛嘉那里收缴的玉盘作了鉴定，居然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专家说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线索没断。但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当时要求，谷鑫基作为专案组组长，每天要向黄局长本人报告一次。每天下午四点钟，全市(市区)各公安分局的局长本人必须到市局参加由他主持的碰头会。

　　谷鑫基不过是一个副科干部，汇报工作时不战战兢兢已经算是胆大的了。这次他向黄局长汇报了静安寺缉拿瓦洛嘉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如果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警察，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合情合理的，谷鑫基是口服心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快将其缉拿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结案!”

谷鑫基在第二天召集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怎样抓获瓦洛嘉。会议期间大家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瓦洛嘉当时是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从前院逃走的，像他这样一个洋人模样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循着他的逃跑路线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于是专案组六人全部出动，先向前院住户调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飞的弟妇、某公立医院药剂师唐莉婵，但当时她还没下班，家里待着的是其母刘老太和十二岁的女儿段小玲，于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调查。

　　瓦洛嘉可能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行动不但敏捷，而且轻巧。他在被数名警察追捕的情况下，从二楼顺着水管子攀下来，又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居然没闹出什么动静，以至于当时正在厨房里忙家务的刘老太竟没发觉。但是，段小玲看到了，当时她正在书房窗前写字台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见有个外国人从窗前奔过，大吃一惊。小姑娘机灵，立刻奔去把客厅大门关上，然后冲进厨房告诉外婆。

　那么瓦洛嘉逃出前院后又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这个调查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这幢花园洋房不直接对着南京西路，而是一条小马路。这条小马路只有三十来米长，连地图上也是没有标出的。小马路是条断头路，只有一个出口——顺着小马路往北行到尽头，就是南京西路了。这条小马路上不通公交车，没有商店，也没有弄堂。所以，专案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后的去向，只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寻找了。但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个年代的这个时段，已经没有能够向侦查员提供情况的目击者了。于是，往下的调查就只有延缓到次日。

　　次日，专案组再次出动前往调查。六个警察是两人一组分头进行查访的，当时纪海群和张宝山两人从一个卖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摊贩那里打听到，昨天下午将近四点，他卖完了粥，挑着空担子往家的方向走。经过那条小马路时，冷不防从里面蹿出一个人高马大的金发洋人，差点儿撞上他的担子。那人灵活地一闪让过担子，拔腿继续奔跑，可居然用上海话说的对不起，这个外国人能够说这样标准的上海话，给老头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头还说，那个洋人穿过南京西路，奔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出租车后，转眼就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了。纪海群、张宝山将调查到的情况向组长谷鑫基报告后，谷鑫基决定立刻行动，迅速找到那辆载着瓦洛嘉离开现场的出租车。

　当时全上海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有一百八十五辆，虽然只有一百八十五辆，但查起来也很困难，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结果，出租车公司保卫科给专案组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了那个在静安寺载过外国客人的司机师傅，姓戴。

　　这位戴师傅很快就赶到了专案组，戴师傅说，他所载的那个外国客人是在静安寺上的车，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外国人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跟一般上海人无异。他上车就说：“师傅，送我到外滩，开快点儿!”。而且这个外国人对上海的道路也十分熟悉。出租车开过了外白渡桥。这个外国人才付钱下车。到哪这条线索查到这里就断了。

但这条断了的线索又衍生出另一条新线索：瓦洛嘉会说上海话，对上海的道路又很熟；在外白渡桥下车，那就是虹口区的范围了，所以，估计这人是住在虹口区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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