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战争年代被撤销旅长，和平时期撤销副省长，曾以正军职要转地方

“1958年10月，兰州省委大楼里，一名科员低声嘀咕：‘听说黄罗斌要离开工业口，改当副省长？’” 话音落下，走廊尽头的窗外刮起一阵干冷的西北风。那一年，黄罗斌46岁，自陕北参加红军以来头一次穿上地方干部制服。可就在众人以为这位正军职转业干部即将大展拳脚之际，命运又一次给他来了个急转弯。

1948年春的西府陇东战役，是黄罗斌在西北野战军的高光与黯淡并存。一边是胡宗南的后勤基地，一边是彭德怀急需的补给。警三旅担任主突，黄罗斌握着电话，连续收到纵队首长的催令：“顶住！”然而前方情势剧变，左邻右舍先后收缩，他两次组织撤离。战后总结，纵队司令王士泰受严厉处分，旅长黄罗斌被撤。通报写着“擅自脱离战场”，四个字冷冰冰。不得不说，在野战军体系里，一纸处分就像山风，吹得人喘不过气。

离开四纵后，他被调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当参谋处长。很多战友替他惋惜：从前线指挥员，变成摆弄文件的幕僚；可黄罗斌却回答：“是战斗，总得有人动脑子。” 四处奔走的身影换成了伏案写作业，他照样起得最早、睡得最晚。1949年解放宁夏，他既当政委又兼师长，岁月没给他留喘息的空档。宁夏军区成立，他兼副司令、副政委。就这样一路向上，职务看似顺滑，背后却永远挂着那份“战场撤离”的处罚记录。

1954年，中央决定在甘肃建设白银大型有色冶金基地，需要一名熟军又懂管理的人压阵。正军职干部黄罗斌被点名。“到厂里去”，两句话取代了原本可以留在军队接受授衔的机会。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却摆手：“能把矿炉烧红，比挂肩章更要紧。” 三年间，白银厂从荒滩戈壁拔地而起，矿石破碎声和高炉闷响拼在一起，成了西北第一批工业化的底噪。

成就并未换来稳固座椅。1958年大调整，黄罗斌挂名甘肃副省长，继续分管冶金和财经。文件刚下没多久，匿名控告信就飞到北京：说他住房“金碧辉煌”，说他“讲排场”，甚至扣了一顶“修正主义”帽子。控告信硬邦邦，一口气写了两万多字。省里成立调查组，他被要求“深入学习、做自我检讨”。汪锋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后，一见面就摊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在找答案。”

1964年秋，省纪委干部敲开黄罗斌宿舍门，只说一句：“开除党籍，另行处理。” 没会上会，也没纸面文件，只凭口头通知。对一名党龄超过三十年的老红军，这种处理方式刺骨冰冷。他向组织递交申诉材料，把自己住的砖瓦房平面图都画了，附上购材单据，甚至把妻子给孩子缝衣服剩下的线头也摆出来，证明没有“奢靡”。材料石沉大海，申诉无门，他被送往中央党校“深挖思想根子”。

特殊年代骤然降临，黄罗斌再次沦为“靶子”。批斗会现场，有人指着他额头喊：“两次撤职的人，根子最深！”他沉默。旁人看他瘦得只剩骨头，还在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对旁观者而言，这是偏执；对当事人，却是仅剩的锚点。

1978年冬，中央对老干部逐一甄别，“黄罗斌案”被提起。工作组调阅那份尘封已久的战役电报，证实西府战役两次撤退均有纵队首长口头指令；又查白银厂基建账本，证明住房“金碧辉煌”纯属子虚乌有。结论写得简洁：原处分不当，全部撤销。组织上征求他意见，说可去河南、安徽或福建担任省领导。他抬头望向窗外的祁连雪峰：“西北干旱风沙大，更需要老兵。”最终，他选择新疆，担任自治区经委副主任。

八十年代初，他又被调回甘肃，先后主持政协、人大工作。1987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名单公布，黄罗斌位列其中。这大概是组织对他半生坎坷最正式的回馈。有人问他：两次被撤，两次翻案，心里怎想？黄罗斌淡淡一句：“条令制度总在进步，个人荣辱算不得什么。”

回溯他的经历，会发现一个奇特的对应：战时撤旅长，源自对命令的模糊界定；和平时期撤副省长，又因监督机制尚未完善。一样的“撤”，处境却天壤之别。前一次，他被当成阻碍胜利的错位齿轮；后一次，他成了制度磨合期的试验品。时代行进，组织架构逐渐成熟，也才有后来的“甄别”“平反”“复职”。

值得一提的是，黄罗斌始终没写回忆录。有人劝他留下口述史料，他笑而不答。有传言说他笔记本里只记三句话：“干好活，不怕错；错了事，再干活；活干好，错自消。”略带西北味儿，却道尽一个老兵对组织、对历史的朴素确信。

他晚年常到白银厂旧址走走，看高炉余温腾起蒸汽。新来的年轻工程师认出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会凑近小声讨论：“那就是被两次撤职的黄主任？” 他们或许不知道，正是这位老人，帮他们点燃了最早的一炉矿石。命运弯弯绕绕，终点竟是又回到最初的炉火旁——仍旧滚烫，仍旧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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