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个深夜,北京一间小办公室里,五十四岁的邓拓对着发黄的稿纸发呆,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早知道,这最后几行字会变成遗书,这个从福州小巷走出来的男人,手里攥着安眠药瓶,窗外的路灯照着他,影子拖得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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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出生那会儿,城里连电灯都还没见着,一九一二年,福州的孩子们还在私塾里念《三字经》,他却在一九三〇年考进了上海光华大学,同学说他总在图书馆待到关门,最爱翻那些写满红字批注的书,后来他成了地下党员,因为贴抗日传单被抓进牢里,出狱那天,他摸着墙上的霉斑,说这墙早晚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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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到晋察冀边区编报纸,身边总放着发霉的窝头,1945年他带着几个同志抄了三个月的毛泽东文章,后来成了开国领袖的第一本文集,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人民日报》总编,每天凌晨四点就到单位改稿,同事都说他办公桌抽屉里常年备着胃药。
1959年庐山会议后,邓拓在食堂听见老同事说起彭德怀被撤职的事,他没吃完饭,转身就回办公室写了篇内参,据当时幸存的编辑回忆,他红着眼说,彭老总要真有问题,我邓拓的脑袋随时能拧下来,这话后来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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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他和两个老同学在胡同口的茶馆里碰头,定了“三家村”这个笔名,用古诗说当下的事,文章短得跟豆腐块一样,年轻人却挤在邮局门口抢着订,可这些字儿一落水,涟漪就荡到了更高处的人眼里。
1966年春天,邓拓在家翻《燕山夜话》的校样,听见窗外有人喊打倒反革命,他把眼镜擦了又擦,字还是看不清,最后一次批斗完,书柜贴了封条,最上面那本《中国救荒史》掉在地上,书页里飘出一张纸条,写着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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