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与王震以兄弟相称，彭老总很生气，刘伯承劝他：别管他们啦

大家都知道，在革命年代，虽然没有什么太好的物质条件，却藏着最动人的战友情，那是实打实在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过命的交情。

徐海东和王震两位将军的兄弟情，就是其中十分动人的一段。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因此受到过彭老总的批评，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他们之间的感情，那就要追溯到1936年了。

那年深秋，黄土高原上的风都带了些寒意，徐海东带着红15军团的战士们刚刚下营，搓着冻得发僵的手往远处望。他们这一趟，任务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队伍急行军了好几天，战士们的绑腿上都沾着黄土和冰碴子。

忽然，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团烟尘，随后就是马蹄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传了过来。徐海东眯着眼仔细看，只见领头的人腰杆挺得笔直，灰布军装的袖口都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枚褪色的红星徽章，那是王震，红六军团的政委。

其实，早些年徐海东就听过他的名号，那可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哪怕此前从未见过面，可徐海东还是快步上前，不等警卫员上前介绍，大手就往王震背上拍了拍。

王震看着这位陌生却亲切的将领，也紧紧攥着对方的手，一脸激动，“徐军团长！”“王政委！”这两句话一出，听着倒像是分别已久的老伙计，哪还有什么初次见面的生分？

当天晚上，战士们就在山坳里找了间窑洞，生起一堆柴火。徐海东摸了摸手掌上的茧子，先开了口：“我在湖北黄陂的窑厂待了11年，刚去那会儿才9岁，天不亮就爬起来和泥，半夜还得盯着窑火，稍微走神窑就塌了，一天挣的钱连半个窝头都买不上。”

谁料一听这话，王震却笑了起来，他往火堆里添了块柴火，说：“那这么论，我还比你强点？我那时候在湖南铁路上铲煤，锅炉里的火星子有时候都能溅到衣领子里，冬天还没厚衣裳，只能裹着个破棉袄，干一会儿就被汗浸透了，风一吹跟冰壳子似的。”

说着说着，俩人都忍不住感叹一句：“后来当了兵，入了党，才知道咱好好干，以后才能让那个更多人不用再遭这罪。”

他们就着柴火的光一聊就到了后半夜，越说越投缘，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出身都苦，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俩人的脾气对路：徐海东打仗敢冲在前头，人送外号“徐老虎”，王震更是做事直来直去，认准的事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徐海东比王震大几岁，说到兴头上，王震顺嘴就喊了一声“徐大哥”，这话一出口，俩人都愣了一下，王震正想改口，徐海东却乐了，当即拍着他的肩膀就说：“王老弟，这声叫得亲，我认了！”

就这样，俩人就这么成了好兄弟。

谁都没想到，这声称呼传到彭老总耳朵里的时候，竟然还让他发了一回火。彭老总素来治军严格，他忍不住跟身边的人说：“咱们红军讲的是官兵平等，这才开口闭口‘同志’，哪来的‘大哥老弟’？这不是搞江湖义气嘛，这要是坏了队伍的规矩咋办？”

可刘伯承听了这话，却笑着跟彭老总打圆场，说：“老彭，你别盯着称呼较真。徐海东烧过窑，王震铲过煤，都是从最底层熬出来的工人阶级。他们这声‘兄弟’，是认了同根同源的情分，不是拉帮结派。再说了，队伍里的规矩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生分，他俩这情分，反倒是让队伍更亲了。”

从这以后，也没人再提不合规矩的事了，这声“大哥”“老弟”，更是一叫就是几十年。

此后的几十年，两人虽然因为战事、职务的变动聚少离多，但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来没有因此淡薄。

抗战的时候，徐海东的肺病闹得厉害。之前在皖东指挥战斗时，一口血直接喷在地图上，之后就只能在后方休养。

他躲在安徽乡下的土坯房里，化名“李副官”，连平躺都费劲，只能靠在一把垫了厚棉絮的木头椅子上。那会儿条件差，缺医少药，咳嗽起来能把肺都咳出来，氧气瓶更是稀罕物，有时候断了氧，脸憋得发紫，只能靠深呼吸硬扛。

就算是这样，徐海东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就那样靠在椅子上，让助手把文件读给他听，他再批阅，做决策。

远在前线的王震，打鬼子的间隙总惦记着这位“徐大哥”。听说徐海东缺药，他眼睛都红了，到处托人找门路。

有次从俘虏手里缴获了几瓶西药，他没留给自己的警卫员，连夜让人托跑运输的老乡绕路送过去；后来又听说乡下有个老中医治肺病有偏方，他赶紧让通信兵备了几斤小米、一块腊肉当礼物，专程去请老中医跟着运输队往皖东赶。

那时候路不好走，运输队要绕着鬼子的据点走，一瓶草药酒、几包熬药的方子，折腾十几天才能送到徐海东手里。徐海东捧着药包，跟身边人说：“这不是药，是王老弟的心呐。”

转眼到了1956年，徐海东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被安排到大连的疗养院休养。王震那会儿正忙着北大荒的农垦事儿，天天在黑土地上跑，听说徐海东在大连，立马把手头的工作交给副手，买了张机票就飞了过去。

大连当地的领导听说王震来了，赶紧凑过来，想请他去视察部队、看看地方的农场。王震摆了摆手，笑得爽朗：“你们的工作我放心，不用我看。我这趟来就一个目的，看我徐大哥，别的事儿都往后排。”说完就往疗养院走，脚步都比平时快了几分。

一进徐海东的病房，两人啥也没说，先伸胳膊抱在了一起。徐海东瘦得厉害，但手劲还在，攥着王震的胳膊不放；王震也红了眼眶，拍着他的背说：“大哥，我来看你了。”

那天晚上，病房里的灯亮到后半夜，两人从抗战时的事儿聊到当时的生活，徐海东说大连的海鲜鲜，王震就说北大荒的麦子快熟了，等丰收了给送袋面粉来。

第2天上午，护士帮忙拍合影。徐海东穿着病号服，王震穿着军装，两人肩并肩坐着，笑容特别实在，一点没有大官的架子。

护士站在旁边，听见王震喊“徐大哥”，徐海东回“王老弟”，心里直犯嘀咕：这俩都是大首长，怎么称呼这么“随便”？跟家里的亲戚似的。

可她不知道，这声称呼从1936年黄河滩边的那次会师就定下来了，不管是打仗时的枪林弹雨，还是和平年代的安稳日子，就从没变过。

照片洗出来后，徐海东把它摆在床头，没事就拿起来看。后来有人问他，跟王震这么多年的情谊，靠的是啥？徐海东笑了笑，指着照片说：

“靠的不是职务，是当年一起聊过的苦日子，是他记挂着我的那瓶药，是这声从没变过的‘大哥’。”

到了和平年代，虽然没了枪林弹雨，但徐海东和王震的日子却并没有安稳多少。

后来，“文革”的风刮遍全国，两人一个被卷进批斗的漩涡，一个困在病榻上遭难，可那份兄弟情，反倒在风雨里扎得更牢了。

王震那会儿正忙着农垦的事，却被人扣上“保守顽固”的帽子，批斗会上硬给他挂了块黑牌。他本就性子刚烈，哪受得住这气？黑牌往地上一摔，鞋跟狠狠碾了碾，扭头就往徐海东家走。

那会儿徐海东早病得站不起来，天天坐在轮椅上，连说话都得喘半天。见王震红着眼进来，他没说半句安慰的话，手指节攥得发白，就蹦出俩字：“顶住。”

可就是这俩字，比千言万语都管用，王震心里的火一下子就降了，坐下来喝了杯热茶，慢慢就平静了。他知道，大哥还在，就有底气。

但徐海东的日子比王震还要难过。1969年冬天，他被硬生生“疏散”到郑州，住的干休所又冷又破。郑州的冬天比大连寒得多，暖气管道早锈得堵了，屋里跟冰窖似的。

更要命的是，他赖以为生的氧气瓶空了好几天都没人管，躺那儿连气都喘不匀，脸憋得发紫。儿子徐文伯急得没办法，偷偷写了封信给王震。

王震收到信时，自己还在江西农场下放劳动，裤腿上沾着泥，手里还攥着镰刀。信没看完，他就“啪”地拍了桌子，茶杯都震得晃了晃：“这是要人命啊！”

他顾不上自己还戴着“问题干部”的帽子，揣着信就往北京跑，找机会见到了周总理。总理一看信，立马皱了眉，当场就批了字，让总后勤部连夜调氧气瓶和药品，用专车往郑州送。当天晚上，氧气瓶终于送到徐海东床头。

看着氧气面罩里冒出的白气，徐文伯眼泪一下子就掉了，这是王震叔叔用自己的安危换来的生机啊。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还是走了。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就嘱咐了一件事：“我的死，别告诉旁人了，只给你王震叔叔发个电报。”

电报送到江西农场时，王震正在稻田里拔草。他接过电报，眼睛扫了几行，手就抖了，站在田埂上愣了半天，太阳晒得他后背都湿透了，他愣是没知觉。

接下来几天，他不吃饭也不说话，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让通讯员一遍遍念徐海东过去写的信，念到“老弟多保重”的时候，这位一辈子都没怕过啥的硬汉，眼泪直顺着脸颊往下淌。

1979年，中央终于为徐海东平反，在北京政协礼堂开追悼会。那天来了好多人，都穿着黑大衣。有人给王震递了件黑大衣，让他换上，他却摆摆手，指着自己身上的旧军装说：

“不行，得穿这个。我跟你徐大哥是在黄河滩的战场上认的兄弟，穿军装，才配得上叫他一声‘大哥’。”

追悼会上，他一直强忍着泪，可当看到遗像上徐海东的笑脸时，再也忍不住了，肩膀抖得厉害，眼泪哗哗地掉，旁边人想扶他，他摆摆手，自己站着，对着遗像深深鞠了一躬。会后，他拉着徐文伯的手说：“你爹是好样的，徐大哥的旗子，永远不会倒。”

这兄弟两个，虽说没什么血缘关系，却比亲兄弟还亲，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之间的感情从没变过。这样的革命情义，真是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