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广场舞，为何中国独有？

作者：王室翱

编辑：潘利恒

本文由长青研究社原创出品

傍晚六点，上海人民广场。音响一开，《最炫民族风》的前奏刚起，广场上瞬间聚集了上百位阿姨。队形整齐，动作统一，气场两米八。整齐划一的舞步中，有人正在经历人生中最有活力的第二春。

这是中国才有的风景。在东京的涩谷、首尔的江南，你看不到这样的场景。日本大妈选择去Curves健身房，韩国大妈选择去瑜伽馆。唯独中国大妈，集体涌入广场，用舞步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后半程。

这个现象有多普遍？根据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广场舞参与人数已超过1.2亿，年龄结构以50后、60后女性为主，占比高达97%。年龄段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女性，现龄55岁～67岁之间，其中女性占比95.6%，78.8%是家庭主妇或退休人士。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从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独属于中国的社会奇观。

市场规模呢？到2016年底，国内外共形成了约1亿级的"大妈市场"。而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万亿级。这是由服装、音响、旅游、培训、社交电商等整个生态系统构成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广场舞本身，而在广场舞身后的1亿个女人的人生故事里。

要理解为什么广场舞只在中国爆发，必须回到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重构。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在单位、社区等紧密的集体框架内。单位是你的世界，邻居是你的朋友，生活的每个环节都在集体中进行。但改革开放后，这一切改变了。人口流动加速，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被打破。人们从单位中脱嵌出来，成为城市中的陌生人。

这恰好是1950-1970年代出生的中老年女性成长的时代。广场舞女性群体主要以40岁到65岁女性为主，大部分拥有集体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忆。她们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经历知青上山下乡，脑袋里烙下了"团体行动"的烙印。更具体地说，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连居住环境也是集体化的（四合院、老弄巷等）。她们很早就被灌输了集体主义的"基因"。

来源：即梦AI

关键的是，这一代人中很多是职业女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走入职场，成为社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退休的那一刻，她们都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但退休后，这一切突然结束了。子女长大了，工作也结束了。她们忽然发现自己从社会的中心被推到了边缘，失去了工作赋予的角色和身份。

空巢问题加剧了这种孤独。子女在其他城市，偶尔回家。老伴陪在身边，但两个人坐在家里能说什么？电视、家务、晚年生活的虚空。由于失去了集体和家庭等的庇护，中老年女性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型社会结构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孤独感日益增长。

广场舞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个解决方案：把散落在城市各处的陌生老人，重新组织成一个有集体认同感的群体。这本质上是在重建因城市化而消解的集体感——就像年轻时在单位里一样。

广场舞对本地人而言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

这是日本和韩国没有广场舞的根本原因。日本有完善的老年人福利体系、健身房文化、社区服务系统。老年女性有多种选择。而且日本文化强调个人隐私，不需要在公共广场进行展示性的集体活动。韩国亦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广场舞参与者，本质上是在寻找一种消失了的东西——集体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西方社会从未真正存在过，所以也就不会"回归"。

当城市化的孤独与集体主义的记忆相撞，广场舞就成为了必然。

如果说前面解释了广场舞为什么在社会层面诞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每一个个体都会选择加入广场舞？

理解广场舞，不能只从健身角度看，更要从身份建构的角度看。

中老年女性这一群体通过广场舞有效实现了身体展示、"集体"意义的编织及群体互动的分层效应。广场舞日益成为妇女群体表现自我及社会关系重构的舞台。换句话说，广场舞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向社会宣示：我没有被社会遗忘。“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很有活力。”

一位退休教师说过一句话，道破了广场舞的本质："我不是为了跳舞来的，我是为了这个氛围。大家一起动起来，那种感觉特别好，就像年轻时候跳忠字舞。"这不是在怀旧，而是在重建认同。

在广场上，她们重新获得了价值感。她们可以是领队，可以是编舞者，可以是某支队伍的"明星"。很多女性通过广场舞的参与，精神与性格发生了内在转变。一位60岁的退休工人说："跳舞以前，我非常内向。跳舞以后，我开朗了不少。很多朋友说跳了这个舞以后，觉得我的性格都变了。"

来源：新浪新闻

这种变化来自哪里？来自被看见。

在家里，她们是隐形的。做饭、打扫、带孙子，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们的存在。但在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她们身上。那些年轻的过路人停下来看，那些坐在旁边的老人看，那些孩子看。这一刻，她们重新被世界承认了。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大妈不选择去健身房。Curves说："来我们这里，你可以在私密安全的空间锻炼，不用担心被人看到。"这在日本是卖点，在中国是障碍。中国大妈要的不是隐私，而是展示；不是"只我一人"的空间，而是"我们一起"的舞台。

学术界对此有个判断：广场舞可以视为集体主义文化在当下的回归。中国人本就有着集体活动的自觉意识和固有习惯。集体舞是长久以来我国劳动群众歌咏生活、表达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掀起的秧歌运动，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改革开放后交际舞、迪斯科的风行，都沿袭了这个传统。

广场舞不是新生事物，而是一种历史的回响。是那些经历过集体政治、集体生活的一代人，用身体唤回了记忆。

更深层的是，广场舞是当代中国底层民众自发的文化选择，一种告别个体娱乐、重返集体主义的文化与表达形式。底层民众无法和精英阶层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话语权，广场舞成为了她们最直接的声音。

所以，当有人嘲笑广场舞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嘲笑一个群体对于归属感的渴望，嘲笑一个群体对"被看见"的渴求。

既然广场舞是免费的，那万亿市场从何而来？答案是：免费的是跳舞，收费的是一切周边。

创业者们早就盯上了这块蛋糕。从2015年开始，无数创业公司涌入广场舞赛道，试图把1亿大妈变成万亿钞票。

硬件赛道有广场舞音响、服装、鞋子、道具。一台专业的广场舞音响，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服装更是消费大头，很多舞队会定制统一服装，一套下来200-500元。内容赛道有APP、教学视频、编舞服务。糖豆、就爱广场舞等APP获得千万级融资，试图做广场舞界的"抖音"。培训赛道有舞蹈教练培训、领队培训、裁判培训。

来源：糖豆app主页

一场全国性的广场舞比赛，光报名费就能收入数百万。旅游赛道则是"广场舞旅游团"成为新兴业态，到某地跳一场舞，然后顺便旅游。一个团几十人，客单价3000-5000元。还有社交电商，利用广场舞社群卖货，从保健品到日用品，转化率惊人。一个500人的舞队，就是一个天然的销售渠道。

2023年，仅广场舞服装市场的规模就超过了200亿元。如果算上所有衍生产业，千亿规模轻松达到。但这只是看得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广场舞创造的万亿级市场规模，完全来自自发的、去中心化的、民间的经济活动。

但这门生意有多苦涩：所有广场舞创业者都面临同一个难题：免费的东西，怎么收费？

大妈们习惯了免费，一旦要掏钱，立刻警惕起来。糖豆APP曾试图推出付费会员，结果遭遇大量用户流失。就爱广场舞想通过直播打赏盈利，发现大妈们只看不打赏。曾经风行日本的Curves健身房进入中国市场后，因为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大妈的真实需求，最终全面撤离。

更致命的是，广场舞的去中心化特性让商业化变得极其困难。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权威的平台，没有固定的场所。每个舞队都是自治的，每个领队都是独立的。你很难像健身房那样，圈住用户，然后收费。即使偶尔有人愿意付费学新舞，学会了就免费教给其他人。知识产权？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悖论：广场舞市场规模巨大，但商业化程度极低。

大部分创业公司最终的结局是：融了几轮资，烧了几千万，发现无法盈利，然后悄然消失。从2015年的风口到2019年的一地鸡毛，广场舞创业潮留下的只有教训：你无法用商业逻辑改造一个由情感需求驱动的社会现象。

真正赚钱的，反而是那些传统的生意：卖音响的、卖服装的、卖旅游产品的。他们不试图改变广场舞，而是顺应它的逻辑。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广场舞满足的不是一个"需求"，而是一个"渴望"——对集体归属的渴望。

如果把广场舞商业化，把它搬进室内健身房，加上月费和教练，它就不再是广场舞了。它失去了灵魂——那个让1.2亿女性趋之若鹜的灵魂：免费、开放、去中心化、充满人情味。

学术研究表明，广场舞本质上是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在一个逐渐原子化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广场舞这样一种集体行动，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这也正是为什么广场舞会引起那么多争议。不是因为音量或占用空间，而是因为它代表的价值观冲突。

主流社会看到的是：喧闹、占用公共资源、缺乏公民意识。而广场舞参与者看到的是：我还活着，我还有权利存在，我还要被看见。这两种视角的冲突，反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年代人群之间的文化代沟与价值观差异。

从某种角度看，广场舞的兴盛，是当代中国一个深刻的社会学现象。1.2亿人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度过退休生活。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个警告——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中老年人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存在感，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准备好足够的精神文化生活。说明城市化进程中失去的集体感，还没有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广场舞大妈因此被污名化，被嘲笑，被驱赶。但她们仍然在跳。因为相比于存在感，嘲笑微不足道。

从城市化进程到代际差异，从集体主义的复兴到个体化社会的焦虑，广场舞承载了太多东西。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个时代的镜像。

她们最朴实的方式在说：看我，我还在这里。

最好的商业模式，永远是最懂用户的那一个。而广场舞，正是最懂中国中老年女性需求的一个产品——尽管它不是任何公司生产的。它不需要广告，不需要融资，不需要商业计划书。1.2亿个普通的中国女性，用脚投票，用舞步投票，就创造了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毕竟，最大的商业规模，往往来自最深刻的人性需求。

参考资料：

1. 澎湃新闻，《广场舞：20世纪集体主义的归来》，2014年3月

2. 地理研究，《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2019年5月（姚华松等）

3. 地理研究，《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2019年7月（卢衍衡、钱俊希）

4. 文化纵横网，《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2018年7月

5.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广场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与身份建构》

6. 中国社会科学网，《广场健身舞与中国公民女性主义/性别审美》，2020年5月

7. 澎湃新闻，《作为文化想象的社群：广场舞群体的生活写照》，2017年10月

8. 中国社会学网，《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2016年10月（张兆曙）

9. 大众网，《广场舞，"碰撞"中跳起来》，2021年11月

10.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被忽略的蓝海：解读广场舞背后的商业逻辑与底层需求》，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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