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无悔人生

导读

陈明忠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21年。他是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年过八旬，回顾一生，他说：“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

01

上厕所也会被监视被打

1950年夏天，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我（注：本文作者陈明忠）在高雄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即刑讯逼供），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在台南宪兵队牢房，同房有一宪兵，因为开玩笑玩枪误杀了同事，也被关在这里。晚上，有宪兵来跟他聊天。那人问：“陈明忠是哪一个？”“里面那个。”“队长说，这个人要死了。”“他不承认是‘共匪’啊！”“当然不会承认啦。你知道××师长，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毙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杀，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厉害啦……”我听到他们聊天，心想，看来定案了，必死无疑。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我那时21岁，黄介石22岁。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着我的东西，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注：后来知道，黄介石是台中师范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判死刑。）

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后来又从“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转到“保密局”南所，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24个人，所以只能8个人躺下睡觉，16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面有绿豆，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后来，看守把我叫出去一顿暴打。原来，这里的规矩是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之前在宪兵队时，有人趁上厕所逃跑，所以他们加强戒备，犯人在里面大便时，门是开着的。开着也算了，卫兵还站在门口，举枪对着你。

再后来，我又从“保密局”南所转到北所。北所原来是辜颜碧霞（注：辜岳甫之妻，后来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嫂子）经营的高砂铁工厂，听说附近有吕赫若（著名台湾本土作家）的大安印刷所。

吕赫若变卖了自己的祖厝，又从辜颜碧霞那里拿到一笔钱，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表面上印乐谱、歌谱，实际印地下党的宣传品，包括《光明报》。1950年《光明报》案发，吕赫若关闭了印刷所，辜颜碧霞被捕，高砂铁工厂被没收，就改为“保密局”北所。北所房间较宽，终于可以睡了，每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觉。最后，我被移到“军法处”。

02

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不手软的

“军法处”有二层楼，关押犯人的地方分几个区。一区、二区在楼下。二楼是三区，关女犯，后来成为我太太的冯守娥就关在那里，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这里给犯人穿的囚衣是红色的，红内裤和短袖红内衣。早上放出去洗脸五分钟，要求必须穿这种囚衣，因为醒目，方便卫兵监视。很多人都不喜欢，只在那五分钟穿。我因为被捕以后，转移来转移去，几个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烂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红衣裤，二话不说就换上。同房难友说，这个人很干脆。

我们这个房间三十多人，分两班睡觉。我认识了同房的张伯哲，最初是他叫我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然后，他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出来。

我吓了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上级的上级。”他是台湾地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台中地区地委。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那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地来观察过我两三次。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

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的地下党负责人，他早就知道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太太冯守娥是冯锦辉的妹妹。

又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台籍共产党员）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中共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钟浩东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内湖小学“新生训导处”，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调回“军法处”。

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钟浩东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

张伯哲告诉我，“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关系。张伯哲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03

“朝闻道夕死可矣”

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学委案等等）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书记以上的人都会死。

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为三分之一，于是，小组长以上的都死了。再过一段时间后，行情更上一层，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来，连参加小组会议的人，以及缴过党费的人都要死。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但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

张伯哲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蛮好的，全家只他一个人参加革命。他写了遗书，给我看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你们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可是你们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证明我们是对的。那时候共产党在大陆已经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张伯哲觉得革命基本上已经成功，他死而无憾。

张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义寄来的西装料，家人很惊讶，以为他还活着。据我判断，这个西装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台湾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之间的联络员，蔡孝乾跟洪幼樵都投降了，所以，国民党也让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张伯哲可能是同乡，或者组织上常会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

“解严”以后，有人回大陆探亲，特别跑到张伯哲家，跟他们家人讲张伯哲牺牲的经过，因为这个原因，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作谢汉光，是张伯哲所服务的“鱼池林业试验所”的所长，是由张伯哲吸收入党的。

台中地区地下党被破后，张伯哲通知谢汉光赶快离开。谢汉光逃难到台东县山地后，刚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数民族那张身份证，躲过了三十多年的“戒严”恐怖。

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