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小偷，被称贼王的他，到底有多嚣张？

1986年，一个小偷被抓后被判处死刑，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小偷。

曾经他被称为贼王，作案无数，嚣张无比，最后还是落网。

他到底是谁？他被抓前究竟有多嚣张？

荒唐人生

他叫黄庭利，山东省沂南县人，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无赖。

这人懒、馋、好赌又嘴毒，干不了重活，成日跟一帮无赖混在一处，坑蒙拐骗，无所事事。

父亲黄四柱是个地道的庄稼人，脸黑手糙，说话直来直去。

他看着儿子每日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气得揍了不知多少回，可打完第二天照旧。

一家人咬牙商量，决定把黄庭利送去东北垦荒。

听闻要离家千里，他一开始死活不愿意，直到父亲甩下一句“你要不去，就别再踏进家门”，他才不情不愿地卷了几个馒头上路。

到哈尔滨那天，他背着破被褥，在火车站候车时，被一群从车厢跳下来的民工推搡了几步，不慎踩空摔倒，左腿卡在站台与铁轨之间，发出一声闷响。

送去医院检查，是股骨骨折，因医疗条件有限，固定不当，又感染发炎，最后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垦荒的事自然泡了汤，他也没脸回家，索性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混迹下来，靠帮人搬行李、擦皮鞋维持温饱。

可偏偏腿不利索，干活慢、挣得少，常被人推搡辱骂。

他从最初的自怨自艾，慢慢转为心狠手硬，对这个世界生出敌意。

某天夜里，他蜷缩在站台候车棚的一角，冻得直打哆嗦，肚子早饿得贴背。

朦胧中，他看见不远处有个男人背对着众人，眼神警惕，一边搭讪乘客，一边动作极快地伸手入人衣兜。

对方发现钱包丢了，大喊一声，那人却早已在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黄庭利呆住了，那夜，他几乎一夜未眠。

次日清晨，他跟着那个扒手的背影一路追到了站外巷子，故意假装乞讨，靠近后小声说：“师傅，我腿瘸，干不了重活，要不……你带带我？”

那人原本不屑，直到他三天后亲手偷来一只翻盖皮钱包，内有现金数十元和一张苏联进口的打火机，才露出赞许的神情：“小子，有点意思。”

就这样，黄庭利走上了那条不归路，他的腿残了，可手却越来越快，心也越来越黑。

偷成贼头

从那枚打火机开始，黄庭利在哈尔滨火车站彻底扎了根。

他以“瘸子”身份在站台、候车室、临街小巷间游荡，白天贴身跟着老扒手“刘三鼻”，晚上就躺在锅炉房废弃的煤堆边。

那时的哈尔滨火车站，扒手帮派林立，各占一角，互不侵犯，名气最大的是“三连”，由老扒手刘三鼻、麻子荣和朱大郎三人组成。

他们专门盯客运列车上下乘客的提包、口袋和挎包，三人有术、有狠、有胆，连巡警都对他们投鼠忌器。

黄庭利最初跟着刘三鼻，只能做些打下手的活：掩人耳目、踩点报信、引开乘警。

他跑得慢、腿不便，干得不顺，三天两头被踹、被骂，有次甚至被朱大郎拿烟头烫手。

转机出现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那天，“三连”盯上一位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倒爷，身上现金估计不下千元。

黄庭利自告奋勇要“缠脚”，即在对方上车前从后侧插手拦截。

刘三鼻本不同意，可他说：“你们不是一直说我不中用么？让我试试，成不成，你们看着。”

行动开始，倒爷正掏票，他猫着腰一个贴身滑步靠上去，左手扶肩、右手插袋，利落至极。

不到三秒，钱包已入袖中，他转身离开，一边瘸着一边哼着京戏小调，仿佛刚买完车票的乘客一般自然。

直到倒爷大喊“有人偷钱包”，他早已拐进站后的通风井，藏在垃圾筐里将钱包拆解完毕。

刘三鼻看着他回来，将那厚厚一摞钞票甩在炉台上，脸色难得松弛：“你这手，是天生的贼命。”

从那天起，他终于获得了名分，正式加入“三连”，可他没满足于此。

他学得快，记性极好，扒手手法一教就会，还常自创新路。

别人用食指扒，他改用无名指；别人侧面拦，他假装跌倒后顺势下手，一次次让老江湖们刮目相看。

他甚至研究过不同布料口袋的手感差异，用破布缝衣练习入手角度，能在最短时间内掏出钥匙、钱包而不引起一丝异动。

不出半年，他技艺已超三师父，被称“贼瘸黄”，原本只是绰号，慢慢成了名号。

他不只偷钱，更懂规矩、讲义气，曾有一次，同行“拉皮条”抢了他盯的目标，他直接拄着拐杖冲进候车室，拎着铁链把对方打得血流满地。

那天之后，“贼瘸黄”三个字在哈尔滨地下圈子彻底扎了根。

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小团伙，起初是几个小流氓，后来扩展成南北两线：北线主扒货车车门、抢行李，南线专扒旅客口袋、挑女人包。

他给每个小弟分区域，分时段，分成明细得如公司财报，还设有“贼规”：不偷老人、不碰孕妇、同行不得互抢。

警察也注意到了他，他被拘过两次，每次都因证据不足而无奈释放。

短短三年，黄庭利从一个腿瘸少年，成了哈尔滨火车站最具话语权的“贼头”。

而他下一步，已不满足于此地，因为在他的计划里，全国的火车线路，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贼王争霸

1979年春，哈尔滨的积雪尚未融尽，黄庭利却已悄然南下。

他站在北京站台的天桥上，俯瞰着人流如织的候车大厅，眼神冷峻如刀。

此时的火车扒窃界，南北地头蛇各霸一方，南有“佛山李玉方”，手下几十号人，盘踞在广深线、京广线一带，号称“南线快手王”。

北有“贼瘸黄”，以哈尔滨为中心，控制京哈、滨州等铁路线，两人江湖未曾谋面，但传说已交错多年。

1980年夏，黄庭利带队到郑州火车站“踩线”，正值返程高峰，南来北往的旅客集中换乘。

他派出北线精锐“蝎子”、“眼红张”等四人连扒五单。

正准备收手时，却在站台尽头遭遇另一伙人，下手比他们还快，一分钟内扒出钱包两只、手表一块。

不出几日，他便通过线人得知，那人正是李玉方手下的得力干将“阿坤”，一场暗战就此打响。

1980年冬，广州东站，成了他们约定的比拼战场。

两人各带三人，不许动手、不许冲突，十小时内各自作案，以获利金额论胜负。

清晨六点，黄庭利拄着拐杖，脚穿黑布鞋，领着“蝎子”、“干活老方”和“眼红张”混入候车人群。

李玉方则一身白衬衣，风度翩翩，派出“阿坤”、“扁嘴猴”、“哑巴蔡”，直插一等座车厢。

中午十二点，黄庭利已收四单，总价值近两千元；李玉方三单，但一只价值八百元的进口金表拉高了总额。

下午三点，黄庭利亲自出手，目标是一名港商，西装笔挺、行李成套。

他在上车瞬间拦肩、转身、侧掏，一气呵成，得手一枚厚重钱包，内含港币数千、身份证件一套。

他甚至多留了一张车票，只为将东西如数寄还，留名不留物。

傍晚七点，比拼结束，两方集合，清点战果，最终黄庭利以总额小胜。

自此，江湖传言“北有瘸王，南归其主”，黄庭利“贼王”之名，自此封神。

但他并不止步于此，他知道江湖规矩靠刀靠拳不长久，想立势，得靠规矩。

于是他重组组织，设立“南北双线”，北线驻哈尔滨，南线设在郑州。

每队有“手上”“眼线”“风头”“收数”“替罪”五类人马，各司其职，分工细致。

他甚至在内部拟定“贼律”：不偷孕妇、不偷残疾人、不动军属、不打同行。

凡破规者，轻则断指，重则逐出帮派，任江湖生死。

同时他擅于操控舆论，他常指使手下偷完又“悄悄放回”，博得“善贼”美名。

可真正知道他本相的人，却都明白：他不是仁慈，而是精于算计，他要的是风评，也是掩护。

覆灭落网

1986年春，全国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风暴。

公安部下令“重点打击、从重从快”，各地刑侦部门连夜加班、铁腕出击。

而这其中，一份特殊的内部通缉文件传遍全国铁路公安系统，上面写着“黄庭利”。

早在几年前，黄庭利就已是公安内部“头号目标”。

可他从不住固定场所，从不亲自收账，行踪诡秘，连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侧影。

警方几次部署抓捕都落空，甚至有一次已锁定他入住的旅社，等破门冲进去，床上却是他用杂物伪装的人形假躯。

转折发生在1986年5月，郑州铁路公安处在清理“老案件”档案时，一位办案民警意外发现一桩1979年的扒窃案卷。

受害人描述的行窃手法与近期频发案件高度吻合，更诡异的是，两个案发地相距千里，却都有人提到一个拄拐、耳背、笑声怪异的中年男人。

那一刻，线索串了起来，随后，警方决定另辟蹊径，从黄庭利身边人下手。

他们先从被抓获的“眼红张”着手审讯，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终于撬开他的嘴。

他交代：“黄爷常在西安、太原间流动，最近好像混在南线……”

几乎同时，黄庭利的情人也出现在警方视野中，她曾是武汉舞厅的领舞女郎，外号“杨卷毛”。

她因盗窃同居男友财物被捕，在看守所中情绪崩溃，主动提出“有重大线索供出换轻判”。

她给出了一个极关键的信息：黄庭利会在6月10日，前往太原与南北线几位骨干碰头，商议“收网分利”。

警方立即调集山西、河南、陕西三地警力，布下天罗地网。

6月10日上午10点05分，一辆慢车刚停靠，黄庭利夹在人群中，一手拄拐，一手插兜，步履蹒跚走下站台。

他还未察觉危险，便被两名卧底从背后死死按倒，一瞬间，四周涌出十余名民警，将其牢牢制服。

案件侦破后震动全国，新华社连发三条快讯，称其为“建国以来最猖獗的盗窃犯罪头目之一”。

根据公安部调查，黄庭利自1975年至1986年间，涉案至少320起，直接盗窃金额达百万元以上。

间接牵涉盗窃团伙100余人，其中主犯36人、次犯61人，多人曾因他受审或入狱。

法院最终以“盗窃罪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判处其死刑。

1986年11月7日，黄庭利在西安被执行枪决，终年50岁，他也成了中国第一个被判死刑的小偷。

黄庭利的结局，是一场迟来的清算，再猖狂的贼王，也难逃正义落槌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