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如何飞机藏炸药，十一人空难全牺牲，仅剩周总理为何奇迹生还

2004年，我国首批解密的五千份历史档案中，八十份标注“1955年4月”的文件格外刺眼，其揭开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政治谋杀的真相。

那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那一年国民党策划，一架客机在南海上方爆炸解体，十一人在爆炸中葬身大海，目标本是周总理。

特务究竟如何策划这场阴谋？为何周总理能奇迹生还？真凶最终落得怎样的结局？

如果您想知道的，欢迎先点个关注。

1955年元旦凌晨，中南海的灯光依旧明亮，周总理还在案前批阅文件，秘书轻步走进办公室，递上一份特殊的新年贺礼。

这是来自缅甸、印度等五国的联名邀请，邀请中国参加旨在维护亚非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会议。

那时新中国尚未恢复联合国席位，正被西方国家层层孤立封锁，这份邀请无疑是打破封锁的重要契机，周总理当即重视起来。

两个月后，印尼政府的正式邀请书送达，周总理当天便复电确认参会，决定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可消息传出，帝国主义国家坐不住了，他们绝不允许亚非国家团结觉醒，一场针对中国代表团的阴谋悄然酝酿。

就在代表团紧锣密鼓筹备时，情报部门传来紧急消息：国民党特务机关启动暗杀行动，计划在代表团赴会途中，刺杀周总理及随行人员。

形势骤然紧张，去与不去成了两难抉择，周总理深知，此次会议对新中国的意义重大。

若因恐吓退缩，不仅会错失打破孤立的机会，更会让亚非国家失望，经过反复斟酌后，周总理拍板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只是当时新中国既无大型客机，也无直达印尼的国际航线，经多方协商，最终确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

特务很快摸清客机的行程，1955年4月11日凌晨，从印度出发，经停曼谷、香港，再以中国代表团专机身份飞往雅加达。

香港的短暂停留，被特务视为实施暗杀的绝佳机会，而负责此次行动的，是军统巨头戴笠的得意门生赵斌丞。

为确保计划万无一失，保密局专门运来四枚特制小型定时炸弹，通过香港一家电料行作为掩护，秘密转交当地情报站。

但有了炸弹，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安上飞机，这成了关键也成了难题，那要怎么做呢？

特务机关明确人选标准，必须能自由出入机场、轻易接近飞机，且身份普通，不易引起怀疑。

经过多日侦查筛选，一个名叫周驹的年轻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所雇用的一名员工，在启德机场担任清洁工一职已有多年。

他平时独自生活，有着吃喝嫖赌等不良嗜好，因此早就被公司列入开除名单，这种人恰好成了特务们眼中理想的利用对象。

很快，化名吴义清的高级特务抵达香港，开始接触周驹，但周驹听到要炸飞机时，吓得连连拒绝。

他虽生活放荡、工作岌岌可危，却也清楚这事一旦败露，便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做的。

可吴义清早已备好软硬两手，一边威胁周驹被选中就没有退路，不从便是死，一边抛出诱人条件。

事成后给六十万港币，还会安排他离开香港远走高飞，在这威逼利诱下，周驹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最终点头答应。

为防周驹临阵脱逃，吴义清将他安置在饭店，派人全天监视，还专门进行特工训练。

特务手把手教他熟悉飞机结构，反复演练如何快速隐蔽地安装定时炸弹，确保每一个步骤都万无一失。

1955年4月11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这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当天上午，周驹在特务掩护下，将定时炸弹伪装成牙膏，藏在了水桶里，轻松骗过机场安检进入停机坪。

此时飞机刚停稳，除机械师卡尼克留在机上检查，其他机组人员都下机用餐。

巧合的是，卡尼克突然发现少了两件机组行李，匆忙离开飞机去通知同伴，而这短短十几分钟的空当，成了周驹下手的机会。

他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溜上飞机，确认四周无人后，迅速将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的引擎间，随后悄无声息地撤离。

中午12时45分，中国代表团人员、记者共8人，连同越南代表团人员1人、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各1人，总计11人乘坐专车抵达机场。

因这架飞机已改为包机，登机手续格外顺利，托运的行李多是会议礼品和宣传资料，飞机检查也显示一切正常。

13时15分，飞机缓缓升空，送行人员看着远去的机身，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没人能想到，这竟是与11人的最后告别。

飞机起飞后，还按惯例与地面电台保持联络，可到了傍晚时分，一则噩耗从路透社传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到附近空域时突然爆炸起火，机身解体坠入大海。

次日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约五百公里的海域发现飞机残骸，还有遇难的遗体。

除副驾驶员狄克希特、领航员派塞克、维修工程师卡尼克三人被当地土著救下外，其余十一人全部遇难。

消息传开，全球震动，所有人都在追问：原定乘坐这趟航班的周总理，此刻究竟在哪里？

万幸的是，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周总理躲过了这场劫难。就在飞机起飞前，缅甸总理吴努发来加急电报。

他邀请周总理，在参会前先到仰光停留两天，参加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周总理的小型非正式会晤。

这份充满尊重的邀请来得突然，却成了救命符，因为国际社会只知晓周总理会从香港出境，却没人知道他临时改变行程先赴缅甸。

正是这个意外的变动，让特务的阴谋落了空，可危险并未就此结束，那又发生了什么事？

当周总理在昆明准备前往仰光时，云南军政领导纷纷劝说，认为此时赴会风险太大，不如派副总理代为出席。

但周总理态度坚定，表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友谊而来，就算有意外，也是值得的。

1955年4月14日清晨，周总理率领代表团乘坐另一架印度包机“空中霸王号”起飞。

这架飞机性能远不如克什米尔公主号，速度慢、爬升能力弱，途中还遭遇雷雨，不得不临时在新加坡机场停留。

那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交，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每分每秒都充满未知风险，直到飞机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在缅甸空军四架战机的护航下，众人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只是抵达仰光后，周总理按计划参加泼水节。

起初随行人员还担心现场人员复杂，后来才发现，吴努总理早已贴心安排，参与泼水的多是缅甸官员子女，确保全程安全。

只是特务暗杀计划并未终止，他们在印尼秘密组建了数十人的暗杀敢死队，每人配备无声手枪和匕首，甚至开出高价悬赏。

幸好我国提前截获消息，在印尼警方的严密配合下，为周总理部署了层层保护：

外出时有护卫车辆随行，身边始终有安全副官和护卫，就连周总理的随身警卫，都时刻保持子弹上膛，不敢有丝毫松懈。

1955年4月17日，周总理终于抵达印尼雅加达，当他出现在机舱门口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份掌声，既是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是对周总理不畏风险、为和平而来的敬佩。

随后的亚非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得到各国认同，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而针对他的暗杀阴谋，也在严密保护下彻底破产。

4月29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安全返回昆明，从始至终，他都牵挂着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调查进展，一心要为遇难的十一位烈士讨回公道。

直到一个月后，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公布结果：空难由飞机外部装置爆炸引发，随后国民党特务承认，这起事件正是他们所为。

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英国和国民党的暗中包庇下，主犯赵斌丞、执行者周驹等人，始终未能被绳之以法。

港英当局虽曾传讯周驹，却未采取实质措施，让他以潜乘者身份出逃，其他涉案特务大多逍遥法外，成为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

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座汉白玉纪念碑静静矗立，碑上镌刻着周总理亲笔题写的几个大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

背面记载着十一位烈士的姓名和事迹，碑文最后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这段藏在解密档案里的往事，不仅记录着特务的卑劣阴谋，更见证着周总理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为世界和平所展现的勇气与担当。

今天的和平与尊严，是无数人用热血与勇气换来的，理应永远珍惜、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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