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共推自贸协定谈判重启：机遇、价值与挑战并存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三国联手寻求破局，一个规模超24万亿美元的经济圈正在酝酿。

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韩国与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举行会谈，双方就推动尽快恢复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

王文涛强调，中方愿与韩方共同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框架下合作，推动尽快恢复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

这是时隔多年后，中日韩三国再次就重启自贸协定谈判发出的明确信号。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的当下，这三个东亚重要经济体寻求更深层次经贸绑定的举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一，战略性重启：三国携手破局。

王文涛与金正官的会谈，标志着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重启已正式提上议程。

王文涛在会谈中强调，中韩是重要的邻国和伙伴，双方应通过生产供应链合作热线、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和贸易救济合作机制等渠道加强协调。

金正官回应称，韩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快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这一积极姿态显示，中韩两国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虽已持续十年有余，但屡屡因区域政治紧张和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受阻。

如今，随着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三国对重启谈判展现出新的积极性。

二， 东亚三国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巨大。

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至关重要的经济体，其合作规模与影响力不容小觑。2023年，三国GDP之和占全球总量的24%，三国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0%。

更为重要的是，三国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和全球经济增量的36%。这一数据凸显了三国合作对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2024年，中日韩经济规模达到24.6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4.43%，占全球的22.13%，占RCEP区域的80.43%。

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三国达成自贸协定将显著改变区域经贸格局。

研究测算，中日韩自贸协定达成将为三国GDP带来0.3%-1.1%的增量。

这一增长虽然看似不大，但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却显得尤为珍贵。

三，中日韩三国合作基础：坚实而广泛。

中日韩经贸合作拥有坚实基础。

数据显示，202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增至3280.8亿美元，中国连续21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在合作机制方面，三国已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以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等系列机制中持续深化合作。

这些合作为区域乃至全球经贸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

2025年将是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十周年。

双方已就协定第二阶段举行多轮谈判，就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等深入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这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重启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地方层面，中韩两国已开展了创新实践。

如中国威海与韩国仁川的“双城双馆”模式堪称典范。

自2015年以来，双方累计举办经贸交流活动超320场，拉动进出口贸易额达10亿美元。

四，中日韩自贸协定签署面临的障碍

尽管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面临重要机遇，但其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三国经贸依赖度下降态势明显。2021-2024年间，中日韩三国区域内贸易规模从约8500亿美元降至约7370亿美元，下降13.5%。

更令人担忧的是，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从19.4%下滑至16.5%，明显低于欧盟（65.7%）和北美（40.1%）的水平，也低于亚洲平均水平（56.3%）。这一数据显示三国经贸合作仍有巨大潜力未能释放。

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逾十年，其间屡次搁浅，根源在于其挑战是结构性的、多维度的。

1，经济结构的矛盾：

农业是日韩，尤其是日本绝难轻易放开的“领域”。其国内强大的农协组织和政治选票制度，使得任何一届日韩政府在对华农产品开放问题上都如履薄冰。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全面竞争力，也让日韩部分产业心存戒备。此外，在国企竞争中立、劳工与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规则上，三国的法律法规和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协调难度极大。

2，地缘政治的持续干扰。

这是谈判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历史问题、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如同悬顶之剑，随时可能因一个突发事件而引爆，并迅速“蔓延”至经济领域。日韩关系受慰安妇、强征劳工等议题影响，波动频繁。而作为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日韩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深受华盛顿影响。

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举措，虽实质性市场开放承诺不足，但其战略意图之一便是重塑排除中国的区域经济架构，这无疑会让日韩在推进CJK FTA时面临巨大的联盟政治压力，不得不进行艰难的战略平衡。

3，国内政治的博弈掣肘。

三国均面临国内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除了日韩的农业游说团体，中国的部分行业也可能担忧在高技术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三国政府都需要强大的国内政治领导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去说服民众，短期的调整阵痛是为了换取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

五，前进路径：共识与分歧并存。

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重启，需要三国共同找准前进路径。

迟福林建议，尽快达成高于RCEP的中日韩自贸安排。例如，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对接、标准互认等方面尽快达成一致。

同时，加快推进市场相互开放，在更大市场开放中创造更多的合作机遇。比如尽快制定实施高标准的三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专家认为，中日韩共同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发展，将形成区域自由贸易的重要引擎。比如，数字服务已成为中日韩三国服务业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2023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666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中日韩三国在跨境数据处理、数字医疗、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服务等领域互补性显著。

可以依托现有合作机制，探索建立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通道、数字平台标准互认机制，并在数字医疗、智慧城市、数字文旅等领域设立合作试点项目。

2026年，中国将担任APEC东道主，这为中韩两国继续引领APEC合作迈向新篇章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届时，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前景或将更加明朗。

道路虽然曲折，但三国经贸合作的深度互补性和共同利益不会改变。

正如迟福林所言，面对共同挑战，中日韩达成自贸协定不仅是保障自身发展利益的现实选择，更是维护区域产供链安全稳定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关键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