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家庭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再平衡，是中国最紧迫的经济问题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长期投资驱动导致房地产下行、消费降级、通缩加剧，零售增速从2019年7.8%降至2025年4.5%，CPI负增长。虽多政策刺激，但路径依赖未改供需失衡。“十五五”规划需优先刺激消费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将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从43%增加至65%、消费从29.5%增加至50%，激发内需填补投资萎缩和未来的出口疲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经济不平衡带来了三个难以阻止的趋势。

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从2021年12月份开始的降准、降息、降首付的货币宽松政策，比如实施提振消费的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比如各地各自频繁实施的消费券政策，比如国家推动的指定消费品购买补贴政策，比如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但如此多的、密集的大政策、小政策，却无法阻止三个趋势：

一是房地产下行调整趋势。

周五中房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全国TOP100房企销售总额为28967亿元，同比下降16.3%，比2019年1-10月的93618亿元下降了70%。

10月当月，全国TOP100房企销售总额为2901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1%，比2019年10月的11302亿元下降了74.3%。下降接近四分之三。

二是消费疲软导致的消费降级趋势。

由于我们长期实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长期人为压低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比国际一般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提高公共财政和国企收入占比。而且公共财政、国企利润、公共债务、国企债务，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这种长期的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制度作用下，我们的商品产能和服务产能持续快速增长，但由于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家庭购买力增长长期滞后，因而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供给过剩与消费疲软的结构性失衡。

自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创下6.4%的年内新高后，我国零售市场增幅便持续回落，到9月份回落至3%。1-9月同比增长4.5%，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1-9月增幅高达7.8%。

消费增幅大幅下滑背后，是显著的消费降级。

国企中秋长假消费不及预期，消费降级现象严重。

10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国庆中秋假日8天，全国国内出游8.88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90亿元，人均每日消费仅113.88元，同比下滑13%！比2019年的人均每日消费仅118.69元也下降了4.1%。

餐饮行业的堂食客单价75%低于15元，已跌回至2015年的水平。

在第八届餐饮产业大会上，美团的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表示，当前的餐饮行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今年新增的外卖订单里，有75%来自15块钱以下的低价区间，已逼近2015年水平。目前市场供大于求，导致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餐饮行业进入了下行周期，行业淘汰速度加快。

一家有7家门店的连锁烧烤品牌负责人王总称，他们的价格已经调整到10年前的水平，不降价就没有顾客。

奢侈品销售收入占比急剧下降。

2019年国内奢侈品销售额达2341亿，增长26%，占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总额的35%。

2024年，中国境内奢侈品市场销售额下降17%到5127亿元，中国奢侈品市场全球占比下降至18%左右。

三是购买力相对于商品与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所导致的价格通缩趋势。

我们的消费品价格（CPI）涨幅，从疫情前的年涨幅4%左右，回落至疫情期间的年2%左右，从2023年3月开始，CPI涨幅回落至低于1%的低通胀区间，2025年1-9月，CPI同比下跌0.2%，其中9月份下跌0.3%。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自2022年10月以后，一直处于下跌周期中，2025年1-9月同比下跌2.9%，其中9月下跌2.3%。

不仅消费品价格处于通缩之中，货币价格和房产价格也处于持续的下行周期中。

5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底的4.8%持续下降至2025年9月份的3.5%，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底的4.15%持续下降至2025年9月份的3%，下降幅度均超过四分之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公布的中国部分商品房价格指数，2019年9月以2010年为基准的房价指数为138.5%，2025年9月为118.7%，据此计算，2025年9月房价比2019年9月下跌了14.3%。

二、实现“十五五”的战略目标，提升家庭消费能力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再平衡至关重要。

“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的规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初步草案在10月份公布后，将在2026年3月正式发布。

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的一些片段显示，在今后五年将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重点继续关注和加强我国非凡的工业和技术优势。

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撰文认为，从以下意义上说，这将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他说：“中国的技术工业实力如此成熟，以至于没有必要纠结于显而易见的事情。相反，规划工作应旨在应对该国最艰巨的挑战：期待已久的消费者主导的再平衡”。

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国家主流媒体的解读是要求我们充分发掘城乡、区域消费蕴含的巨大升级空间，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同时及时推出配套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创新制度，创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良好环境，为消费升级提供长效支撑。

由于长期的收入分配占比较低，如何创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良好环境，将成为我国未来几年最艰巨的挑战。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似乎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必然的优势，转化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而可靠的消费新动能，似乎是水到渠成。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消费必须以收入为基础，只有优先增长家庭收入，才可能激发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我们认为的必然优势和水到渠成，必然是望梅止渴。

到目前为止，关于再平衡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2007年3月，前温姓总理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作为他现在著名的“四个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中的第二个。他认为，这危及了看似强大的中国经济。

当然，“不平衡”只是对我国消费者的省略语。但在前总理提及的“四不”背景下，他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寻找新的增长来源的必要性。

这么多年来往回看，我们特别擅长解决第一个“不稳定”问题，正如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疫情期间所证明的那样，但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则较为棘手。如果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我国将无法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生活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三、将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左右提高到65%，才能基本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再平衡。

根据我的计算，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需要我国在2030年至2049年期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达到每年5.75%，比2022-2030年的4.25%大幅回升，但远低于1981年至2021年期间8.4%的平均水平。

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的经济政策的重点需要转移到集中精力解决积重难返的经济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而解决三不问题的关键，需要在“十五五”规划中设定明确的目标，即到 2035 年将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24年的43.2%提高到65%；将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2024年的29.5% 提高到 50%。

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不可能。2024年，美国的GDP为29.18万亿美元，人口3.4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296美元，人均消费支出为58297美元。美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4%和67.9%。将我们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到65%和50%，实际上仍然比美国的比例低很多，因而这一比例完全是合理的，并非遥不可及。也就是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此外，从 GDP 支出法看，2024 年我国包含政府消费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例为 44.5%，也低于美国同期的 81.4%。与 1980 年的 77.1%。

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消费占GDP的15%，是同期美国政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7.4%的两倍多。所以，要刺激消费，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刺激家庭消费这一条路可走。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因为需要触动最核心的利益分配。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国许多最强大的增长引擎都被挖掘出来了。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面临下行压力。我国看似有弹性的出口，几乎肯定会受到美国发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即使是目前占我国GDP约40%的无所不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已达到极限，从今年6月份开始已经陷入负增长，9月份当月同比下降了7.1%。

在上述领域的持续收缩过程中，唯有提高家庭收入，激发家庭消费潜力，刺激消费，才能填补它们萎缩的空间，从而通过再平衡来推动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一个不平衡的经济真正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地关注激发消费者作为更强大的增长驱动力的作用。

但是，我们需要避免在讨论经济挑战时总是提到提振消费者需求，但同时又喜欢伴随着提出一些必然制约消费的一系列其他目标。比如我们的整个机制都擅长投资和发展产业。如果在经济政策中将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与消费目标并列，最后的结果一定会走上继续投资、发展产业的老路，因为路径依赖必然导致这一结果。

我们必须将消费目标视为类似于西方的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目标。从刺激就业增长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到改革完善有利于刺激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

诚然，将我们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到65%和50%，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因为这需要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经济部门的两倍，这种结果似乎不太可能，但考虑到住房、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疲软，这又是必须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制定明确的家庭消费目标的时候了，因为设定这些目标是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提供重点鼓励并建立问责制。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