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在孔子的时代，君臣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对等关系。这就如同现代员工与老板的关系，老板为员工提供了高福利好前景的平台，那么员工便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实现与公司的供应，若是哪天干得不开心大不了就是跳槽换个平台罢了。
因此，小君感保证，先秦的人们一定无法理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色彩，说不定连伴君如伴虎的体会都不如君主专政时代的臣子们体会深刻。毕竟，在那个君主专政还未建立起来的时代，君王若是不仁，那么臣子可以选择不义，且看当年伍子胥的复仇有多决绝，便可知当时君臣之间的关系了。
然而，秦朝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之后，君臣之间的对等关系不再，甚至元朝之后，君臣关系更是变成了主仆关系，君为主而臣为仆，臣下的荣辱甚至身家性命只能维系君王一身，到了有清一代，大臣面对皇帝，甚至只能自称一句“奴才”。
君臣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使得即便一人之下，权倾朝野宰执大臣在帝王面前依旧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整个家族命运也仅凭君王一言，便可天翻地覆。所谓伴君如伴虎，最有体会的，或许就是清朝的名臣张廷玉，曾经有多荣宠，终章便有多悲凉。
在有清一朝，张廷玉作为汉臣的荣宠可谓是无人可及。在历史上出了名难伺候的雍正皇帝对张廷玉极为欣赏，甚至将其视为肱股之臣。
据传有一回张廷玉生病请假了多日，痊愈进宫面见雍正时候，雍正居然脱口而出一句“土味情话”说：“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可见，雍正将张廷玉视为臂膀，他病了不就是雍正手臂疼痛么。
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好到雍正临终前，传位密诏的副本只有张廷玉和鄂尔泰两人看过，但最终密诏副本的放置的所在只有张廷玉一人知道，由此便可知雍正对张廷玉的一种。因此，雍正还赐予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有清一朝唯有张廷玉一个汉臣获得如此资格。在清朝配享太庙者唯有二十六人，能入太庙的非宗室功臣仅有十二人，基本是一朝一人这项殊荣规格之高。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即位之初对张廷玉还是相当尊崇的，然而渐渐的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竟因为孝贤皇后的祭文中，“泉台”的用词不妥而罚了张廷玉一年俸禄。这似乎是个极小的事情，但对于张廷玉来说，却是接收到了一个相当不妙的信号。毕竟张廷玉为官四十八年来所收到的第一次处分。
张廷玉素来谨小慎微，且深谙为臣之道，即便在深得帝王倚重的时候，做事依然是滴水不漏。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乾隆这次对张廷玉的处罚可谓是吹毛求疵的太过明显，张廷玉心知道，倒霉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其实，这对君臣之间明显的不睦源于，当年年初的一次对话。
当年正月，张廷玉向乾隆提出致仕申请，却被乾隆一句：“卿受两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对于乾隆来说，像张廷玉着这样配享太庙的能臣，本就应对帝王急功尽瘁，死而后已。怎能贪图享乐，还健健康康就想回家安享晚年了呢。可见，在君臣关系上个，张廷玉追求的是君臣之宜，但对于乾隆来说，臣子不过是家奴，作为家奴只有干到咽气那一刻，怎能有资格提出获得自由的权利呢。而乾隆更是借此直接取消了大臣们的“退休权”。
其实，这一对君臣的矛盾远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二人个性上的不协调，乾隆对父亲托孤的不服气以及朝堂上的权利平衡和满汉关系都早已在这对君臣之间积累了许多矛盾。而这次谈话不过矛盾激发的导火索罢了。
可怜张廷玉一生精研臣道，谨小慎微却还是落得个晚节不保。在次年，张廷玉还是因为退休而引发的配享太庙之争，被乾隆抄了家。最终虽免于一死，但也名誉扫地。修炼了一辈子的臣术，终究一败涂地。
张廷玉的失败其实体现了皇权对臣子的绝对压制。整个过程更是完美地体现了清代皇权的运作逻辑：当需要时可将臣子捧上神坛，但不再需要时亦可轻易摧毁。而张廷玉的所有功绩、荣誉和地位都来自君主赐予，君主自然也随时可以收回。这，何尝不是人治社会的终极规则。
而张廷玉的悲剧便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它所召见的不仅仅是清朝的政治本质，也是权利与人性的永恒命题。如何平衡权力与责任、个人与体制，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职场人需要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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