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15军团的领导班子，阵容有多强！两位军事家，一位副主席

“1935年10月的夜里，洛川城外的窑洞里有人压低声音问道：‘海东同志，新军能不能闯出这片黄土高坡？’”这句突然的提问，把漫天炉火映红的石壁也点燃了几分紧张。回答者只有一句：“要闯，就得闯到更远的地方去。”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红15军团悄然登场。

当时的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北上途中急需一支能够在陕甘一线稳住局势、策应友军的主力。陕北红军与红25军合编，被赋予“第十五军团”的番号，兵力七千出头，却是中央在西北的最大砝码。组建地点偏僻，时间紧迫，装备也谈不上齐整，但领导班子一亮相，许多人心里那块石头就落了地。

军团长徐海东是第一张王牌。此人出身湖北，大字不多，打仗却是行家。他指挥红25军西征、窜插千里，在鄂豫皖、陕甘边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毛主席后来评价他“有大功”，并非客套。值得一提的是，徐海东是全军著名的“路痴”——他不爱看地图，靠对地形的超常记忆带队穿行。部下调侃：“跟着老徐走，绝不会迷路。”这种依赖感，在当时的艰苦环境里比枪炮还管用。

紧随徐海东的是政委程子华。外表斯文，可骨子里透着一股子狠劲。早在红25军时期，他就敢带着三千人横穿敌人十二个县的封锁线，在豫西打出个天翻地覆。东征时，他每天拎着马刀挨个连队查哨，战士说他像一本移动的“动员令”。解放战争爆发后，程子华挺进东北，最终做到四野兵团司令，这条履历把他“文职”的标签撕了个粉碎。

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是陕北娃，资格最老。因为熟悉高原沟壑，他常常徒步勘察，把一条条羊肠小道画成作战手稿。可惜天妒英才，东征山城堡前线，刘志丹胸口中弹，再没醒来。当时战士们把他的望远镜埋进沙砾，“再难有人替他看这片黄土了。”33岁的年纪，在那一代指挥员里并不算短暂，却让人唏嘘。

政治部主任高岗则属于“幕后黑马”。他不拿枪冲锋，却能把缺粮缺衣的局面硬生生调剂出余粮。有人统计，东征三个月，他通过地方关系弄到五十多万斤杂粮，救活了无数前线伤病员。后来东北根据地的后勤体系，就是在他的主导下从无到有搭起来。建国后，他当上西北军区司令又兼副主席，在军政两路同时握有实权，可惜1954年因个人欲望跌落谷底，这段经历至今仍是教材上的反面章节。

红15军团第一次亮剑，就是1936年年初的东征。寒风卷着沙砾，骑兵、步兵和牵引骡子混杂前进。先头部队五天急行军三百余里，切断同蒲铁路，迫使阎锡山部倾巢来援。徐海东趁机指向镇原、宁县，程子华则带预备队侧插山城堡。短短一个月，军团连战连捷，俘敌七千，全歼三个团，彻底粉碎了敌军“围剿陕北”的计划。这一战让外界第一次正视这支“西北小军团”的威力。

有意思的是，东征回撤后，红15军团并未立刻休整，而是接到往南边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命令。那条路穿过高原草滩，一连十几晚没火堆。炊事班把麦粒和野菜和在一块，熬成一锅绿色糊糊，战士笑称“陕北抹茶”。就是靠着这种糊糊，军团硬生生挺进甘泉、延川，吸引了大量敌军火力，为兄弟部队赢得了喘息。

抗战全面爆发后，军团番号撤销，整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徐海东依旧是旅长；程子华出任副师长；高岗留在晋西北负责政工。平型关以外，344旅频繁出击，在山西、河南与日军周旋。伤亡巨大，却锻炼出一批后来驰骋华北的骨干。有人回忆：“344旅打硬仗不皱眉，都是跟着红15那会儿熬出来的。”

时间翻到解放战争，程子华统辖的第13兵团一路南下，占领天津、进击衡宝、解放两广；徐海东因旧伤复发，改做军事顾问，但在战役方案上依旧犀利。与此同时，高岗的东北后方体系为四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秣与弹药。至此，红15军团当年的四员干将，已全部成长为军政战线的骨干乃至核心。

建国后，授衔仪式上，徐海东的大将肩章熠熠生辉，位置紧挨粟裕；高岗则以副主席身份坐在前排；程子华转入地方领导，但仍以“四野老兵团长”身份被请进军委开会；刘志丹的遗像挂在人民大会堂西北角，开国功臣名单中，他排在前列。有人感慨：“若刘志丹未逝，西北战局或许更早终结。”这句话没有夸张。

短短七千多人起步的红15军团，诞生两位被正式列入“36位军事家”的人物，走出一位共和国副主席，还培养了一位野战兵团司令。人数有限，星光却耀眼。放到整个红军序列里，这样的领导阵容足以排进前三。再回想那个洛川窑洞里的低声问答，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后来无数场硝烟里——“能不能闯出去？”不但闯出了陕北，还闯出了共和国的半壁江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