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发明”第一台蒸汽汽车与中国人被偷走的工业革命

（原创 疾风呆蓝 人生决策指南 ）

尼古拉・约瑟夫・居纽于 1769 年制造的蒸汽汽车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汽车。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1678 年在中国北京制造世界第一台蒸汽汽车模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蒸汽动力自行驱动装置，比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早约 115 年，比居纽的蒸汽汽车早约 97 年。

但这件事情从未被写入汽车发明的发展史。

这背后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史学的卑劣伎俩 —— 刻意阉割中国技术源头，将 “拿来主义” 包装为 “原创壮举”，再以篡改的历史记忆对大众进行认知洗脑，仿佛近代科技是西方独有的 “文明馈赠”。

然而，翻阅明代史料便会发现，南怀仁制造的蒸汽汽车这一 “原创创举” 不过是对中国已有科技成果的拙劣整合，是窃取中国人智慧成果后贴附自身标签的剽窃行径；更令人扼腕的是，明代本可领跑世界的科技进程，被满清入关后的专制统治彻底斩断，大量技术成果外流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 “养分”，而西方中心主义却反过来以这些成果嘲讽 “中国无创新”。

尊重历史，必先撕开这层虚假的叙事外衣，让明代科技的真实面貌重见天日。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在动力机械、工艺制造领域早已超越 “零散奇思”，形成 “理论思考 — 工程验证 — 产业应用” 的完整链条。

早在 1559 年，明代军事家唐顺之在其编纂的兵书《唐荆川纂编武编》中，便记载了 “无需摇橹风帆、喷气而行” 的船舶，其描述与蒸汽动力驱动的特征高度契合，且明确提及这类船只已投入实际使用。

到了 1637 年，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刊行的《天工开物・燔石篇》中，对蒸汽应用的记载更为具体：煤矿排水采用 “以火燃石，汽推铜斗，往复提水” 的装置。这并非实验室中的雏形，而是山西、河南深井煤矿规模化应用的成熟方案 —— 通过燃烧产生蒸汽压力，推动铜制部件实现往复运动，其核心原理与 18 世纪欧洲纽科门蒸汽泵完全一致，却比后者早出现近百年。

面对这一史实，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要么将其曲解为 “偶然的经验巧合”，要么干脆刻意漠视，转头将蒸汽动力的 “发明权” 强行归于欧洲，其叙事的偏颇与虚伪不言而喻。

更关键的是，明代已形成系统性的动力探索体系。

科学家王徵在 1627 年成书的《新制诸器图说》中，明确将 “火船自去” 归入 “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 篇章，与 “火雷自轰、风轮转动” 等机械并列记载。尽管书中未详述 “火船自去” 的技术细节，但结合他同期设计的引水器、自行磨等 “无人力驱动” 机械可知，其对蒸汽动力的探索已进入实践阶段。这种 “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深度结合” 的创新生态，正是当时西方所不具备的 —— 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中，这反倒被歪曲为 “中国科技停滞” 的证据，本质上不过是害怕承认这一事实会动摇 “西方优越” 的神话根基。

偏偏满清入关后，以一套窒息性的政策彻底掐灭了这股创新活力，更给西方中心主义的虚假叙事提供了 “助攻”。为巩固统治，满清从顺治到乾隆百余年间大兴文字狱，经学者统计可考案件达 160 余起，涉案者动辄株连九族，记载明代技术的典籍首当其冲成为 “眼中钉”。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因收录 “汽推铜斗”“水转大纺车” 等技术，在康熙朝被判定为 “异端” 予以禁毁，国内版本几乎绝迹，直至近代才从日本、朝鲜寻回海外抄本；

王徵的《新制诸器图说》境遇更惨，直接被列入《违碍书籍目录》，民间私藏者可判重刑，大量珍贵的技术图谱就此焚毁于专制皇权的烈焰之中。

满清统治者还将科技污名化为 “奇技淫巧”，将工匠归入 “下九流”，士大夫若钻研机械技术，便会被斥为 “离经叛道”——这绝非单纯的 “重农抑商”，而是害怕汉人重新掌握先进技术后危及统治的刻意压制！

更恶劣的是对匠籍制度的篡改：汉人工匠被强制编入官营作坊，沦为无偿劳作的 “工具”，连基本薪酬都无法保障，自然失去改良技术的积极性，甚至不得不刻意隐瞒技艺以躲避过度压榨。

1656 年起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更具毁灭性，彻底摧毁了明代隆庆开关后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江南纺织业因海外市场萎缩被迫放弃水转大纺车，煤矿技术因需求锐减失去迭代动力。

面对这一事实，西方中心主义却将责任甩给 “中国文化不重视科技”，对满清的专制压制绝口不提 —— 这无疑是颠倒黑白的狡辩，如同将人杀害后，反称其 “本就命不久矣”，其逻辑的荒谬与立场的偏颇令人不齿。

而南怀仁，正是踩着中国技术与工匠上位的 “伪发明家”。

他 1658 年来华时，欧洲的蒸汽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法国物理学家巴本 1674 年才开始蒸汽泵的初步实验，英国工程师萨弗里 1698 年才造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泵，所谓 “南怀仁受欧洲技术启发” 的说法，本身就是违背历史时序的谎言。

事实上，他在钦天监任职期间，有充分机会接触《天工开物》《新制诸器图说》等明代科技典籍，不过是将宋应星的蒸汽原理、王徵的动力思路加以整合，将载体从 “船舶”“铜斗” 替换为 “车轮”，便敢自诩 “原创”。

根据南怀仁在《欧洲天文学》中的自述，这台 1678 年制成的模型 “长二尺（约 66 厘米），以轻木为车架，中部置火炉汽锅，后轮轴装青铜齿轮，与立轴小齿轮咬合传动”，车身中央安装煤炉，上置金属曲颈瓶；水沸腾产生蒸汽，由弯曲瓶口高速射出，冲击叶轮转动，动力通过齿轮传递给车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其核心部件的制造全依赖中国工匠：铜制汽锅采用明代成熟的 “失蜡法” 铸造，齿轮传动沿用中国传统工艺，组装过程更是依托宫廷汉人巧匠的技艺。但南怀仁在书中对中国的技术支撑与工匠贡献绝口不提，反而将自己塑造成 “带来西方科技的使者”；

西方史学界更随之起哄，将这台 “演示模型” 包装为 “世界第一台汽车”，彻底抹去中国工匠的付出。这绝非 “文明传播”，而是窃取成果后粉饰自身的强盗逻辑。更令人愤慨的是，满清切断中国技术传承的同时，传教士却在暗中将中国科技成果输送给欧洲，为西方的技术崛起 “输血”。

利玛窦 17 世纪初通过耶稣会渠道开创了中国科技向欧洲传播的路径，其遗留的文献抄本经教会网络流转后，于 17 世纪 30 年代传入法国。法国神父梅森在巴黎的修道屋此时已成为欧洲学术交流中心，笛卡尔、帕斯卡等学者曾参与研讨，其中就包括对中国朱载堉音律理论、冶金工艺等知识的讨论。

南怀仁更是将 “汽推铜斗” 的原理写入寄往欧洲的手稿，直接为 1712 年纽科门蒸汽泵的发明提供了关键参考；明代水转大纺车的结构图纸经传教士传递后，亦启发了 18 世纪英国纺织机械的改良。

然而，西方在受益之后却翻脸不认账 —— 要么宣称中国技术的 “影响微乎其微”，要么妄言 “即便没有中国，西方也能独立发明”。这种 “掠夺式借鉴” 后又贬低源头的行径，竟被西方中心主义美化成 “文明互鉴”，其双重标准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说到底，南怀仁 “制造世界第一台汽车” 的说法，是西方中心主义联手炮制的历史骗局。

满清以专制统治斩断中国的技术根基，传教士窃取中国的科技成果，西方再以篡改的历史记忆将自己包装成 “科技救世主”。

戳穿南怀仁 1678 年 “整合剽窃” 的本质，是揭露满清专制对中国科技的系统性破坏；更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叙事，拒绝让其将窃取的成果当作自身 “文明优越” 的勋章。

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纠正被篡改的历史记忆。

唯有让这些被埋没的智慧得到准确记载与公正评价，才是对历史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