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刑场变迁记

牡丹江市刑场变迁记

法场是指旧中国时期执行死刑的场所，刑场是新中国成立对执行死刑场所的正式称呼。

1935年，我爷爷从河北保定闯关东迁徙到牡丹江，暂住东一条路那片的平房。

他同我讲，那时候人民公园还是个雏形，在公园的北门是行刑的临时法场（刑场），那时候行刑有刽子手，用大刀斩首，刽子手银两很高，那是用胆量和血腥换来的。

建国以后就迁徙到公园北门对过的地方，当时那里是荒郊野地。牡丹江最先发展的是桥北，有桥北桥南之分。

牡丹江臭名昭著的黑社会头目的谭刚就是在这里被枪毙的，那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枪毙谭刚是牡丹江市维护社会治安，镇压黑恶势力的典型案例。因为当时他不涉及人命案，他是牡丹江市绺窃集团的最大“头目”，坊间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流传了好几十年，就是现在你来牡丹江打听年过六十岁以上的人，都说知晓。

他的信念是：“活着干，死了算。”法院的布告张贴满大街小巷，布告结尾有牡丹江人民法院院长的签字。不少老百姓看到法院布告后，随着大批围观人群去刑场一睹真容。

当时场景人山人海，那时候枪毙人用炸子子弹，不论打到哪里都留下一个很大的枪洞，枪响之后谭刚应声倒地，目不残忍。

后来随着牡丹江市的发展，把刑场迁移到牡丹江东边的四道岭子，这里离牡丹江市区不到十五公里。枪毙牡丹江军马场小区的刘月强就是在四道刑场，全市公审大会开完后，按照惯例绕行牡丹江市区游街一大圈，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976年牡丹江燕云楼饭店的厨师王某某因为打群架发生人命案，枪毙他也是在四道刑场执行的，那批犯人都是罪恶极大、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一共有十几人。

那个场景我记忆很深，刑场四周都布满的警戒线，当时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去刑场，她冲破警戒线拼命从山坡上往山下边行刑地奔跑，当跑到一半路程，枪声响起犯人倒下，执法人员走后，女人扑到其中一个年轻犯人尸体身上失声痛哭，这个惊险的镜头，好些人都为该女子捏了把汗。

四道刑场执行枪决杀人犯好些年，枪毙原造纸厂中学毕业的刘晓华(因打架用匕首把人杀死)也是在四道刑场。又过十几年，刑场就搬迁到牡丹江三道关草帽顶山上。后来《刑法》规定对死刑犯有枪毙和注射死刑，执行枪毙的就少了。实行注射死刑的，是那种移动的注射死刑的行刑车。

牡丹江刑场历经几次搬迁，不论搬到那里，但凡看到法院布告，公审大会开完后，就会有一些老百姓去刑场看热闹。

也见过不少枪毙前死刑犯人的状态，那时候牡丹江市召开公审大会，一经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头上马上插上亡命箭，大部分都是瘫痪在地，被法警拖上车游街后又拖下车跪在地上执行枪决。犯人的裤裆都是湿漉漉的，有的犯人在宣判后、或者走向法场的途中就尿失禁了（现在已经有尿不湿了），一副狼狈相。

那时候社会非常乱，打架斗殴常常发生。每隔一段时间，就在牡丹江市工人文化宫召开公审大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老百姓都去围观。

公审大会宣判结果后，径直奔向公园北门对过、四道或者草帽顶看热闹。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枪毙谭刚，太惨不忍睹，回家都没有吃下饭。

我见过犯人在四道行刑后，亲属去收尸的场景，有些亲属一边收尸一边哭泣。如亲属不去收尸，就按照无主处理。但是子弹钱一角八分（时期不同价格也会不同），家属还是要交纳的。

刑场搬迁到草帽顶后，枪毙后尸体直接装入黑袋子，送火葬场直接火化。一切费用家属自理，

现在牡丹江市公审大会取消了，也取消了那种犯人游大街的做法。案件都是不公开审理，部分影响面大的案件还是公开审理。

那时候，人们的法制观念非常淡泊，打架斗殴的事情常常发生，偷盗的案件频频发生，社会治安也不好，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些孩子出去惹祸后，盖帽叔叔来抓人，家长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现在人们已经进入法制社会，法治中国，那种法盲的人非常稀少了，群殴的现象基本杜绝。人们进入了小康社会安居乐业。实现了：“幼有所托、童有所学、轻有所工、老有所养、终有所葬。”

刑场作为执行死刑的场所，早已淡出历史舞台。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被依法惩处的罪犯数量显著减少。

这充分说明，从童年时期就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小时不偷针，大了不偷金”的守法意识，将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是预防犯罪、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让我们共同学法、懂法、守法，争做新时代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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